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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与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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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帝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帝王拥有立法、司法的最高权力,是古代社会

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在民间的谚语里经常出现的“王法”一词,就反映了“王”与

“法”的紧密关系。可是帝王也是凡人,并没有办法亲自去面对所有的法律事务,

总得依靠官吏集团来实施法律。尤其需要专门的法官来裁断是非、审判案件、适用

法律。

   汉语里“法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法家著作《商君书》的《定分》

篇,在这一篇里作者建议说:“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

,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设想

各地官吏以及百姓有不知道法律条文规定的,要向当地的法官询问;而地方的法官

也有疑问的,就要向中央朝廷的丞相府的法官来核对法律文本;如果连丞相府的法

官也有疑问的,就要向天子宫殿里的那位殿中法官进行核对,以殿中法官保管的法

律文本为最标准文本。

显然在《商君书》里说到的“法官”,是一种制作及保管法律文本的官职,和现代

汉语中主持审判的“法官”官职是两回事。

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官以后却长期成为司法审判官员的通称。司法审判官职的实际

具体称呼在古代叫做廷尉、大理、推官、判官、司理、司法等等,当代则叫推事、

承审员、审判员、陪审员,并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官职叫做“法官”的,可是当作为

司法审判官员统称的时候,还是叫做“法官”。

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终身任职的法官。司法审判机构作为整个官僚统治体系的一

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员总是处在不断的流转、升迁之中,似乎很难从官僚阶层中划

分出一个法官集团。然而,当法官又确实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尤其是各级

地方官员,审判事务一直是最重要的职责,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员的特性很大

程度上是在充当法官角色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在传统戏曲、小说里的官员角色一般

都是以它们的审判事务来出场的,公案戏、清官戏直到今天仍然是盛演不衰,以至

于在一般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就是坐大堂、判案件的法官。

本书就是试图将古代无数官员“定格”在他们担当法官角色的瞬间,并将他们在履

行审判职权时与帝王的关系、冲突连接起来,试图像电影一样,用有限的瞬间来留

住时间,来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侧面。


 

 

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鼓吹“三权分立”,司法权力俨然可与王权并列。而在中国

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在皇帝控制下的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政治格局中,司

法权力只是属于行政权力的一个分支,很难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层次。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西周时期担任朝廷司法官职“司寇”的贵族没有上升为天子

“佐命”宰辅的。在春秋列国,各国的“司寇”也几乎没有上升为执政大夫的。春

秋末年孔夫子曾经为鲁国司寇三年,据说也曾“摄相事”代理执政,不过现在一般

都认为那只是公元前500年,他为鲁国国君与齐国国君的“夹谷会盟”时负责礼仪

的“相事”。


秦始皇开创的“三公九卿”制度,掌管司法审判权的廷尉,官阶为“中二千石”,

高于“二千石”的地方郡守,排在了九卿中的第六位。但是显然在这位迷信法律的

皇帝在位时,他很看重廷尉的官职。李斯就是从廷尉一跃为丞相的,这在以后继承

这一制度的汉朝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在已知的西汉27位廷尉中,由廷尉

提升为掌管监察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得以参加决策的有9位,但都不是直接提升

为丞相。这在以后的东汉也是如此,总共22位廷尉中先后有4位上升为三公。曹魏

的比例要高很多,11任廷尉中倒有6位是出任了三公的。但在以后整个两晋南北朝

时期,廷尉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知的83位廷尉中只有3位曾官至三公。


隋唐时期建立起史称“三省六部制”的朝廷政治格局,由廷尉转换成的大理寺排列

在朝廷“九寺”的第六位,而这“九寺”又排在了朝廷“五省”、“三台”之下。

大理寺的最高长官官阶仅是从三品,和地方上州刺史同级。因此大理寺卿很难升迁

为宰相、或进入参与决策的中枢机关。另一个具有立法建议及审判复核权力的机关

是刑部,地位要高于大理寺,在朝廷尚书省六部中排列第三。经常有宰相兼刑部尚

书、或刑部尚书任满升任宰相的事例,在唐朝的三百多个宰相中,有这种情况的宰

相就有30位。到了两宋,法官在朝廷的地位继续走低。北宋初年曾有5位刑部尚书

先后上升为宰相,但以后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一般来说,最容易出任宰执是

“四入头”,即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三司使、御史中丞。


明朝废除丞相及三省制度,改以皇帝直接指挥六部,刑部尚书排在六部的第五部位

置。而且在朝廷最重要的“大九卿”中,六部加上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大

理寺上升到了朝廷第九位。刑部尚书官阶为正二品,大理寺正卿官阶为正三品,为

历代最高。但是在真正掌握朝廷决策权的“内阁”中,却很少有法官的身影,整个

明朝历史上,刑部仅有一次有位左侍郎(副部长)入阁。而总共125任、123位刑部

尚书中,倒有34位在任内致仕(退休),能够任满升迁的只有37位,而且大多是平

调。与之相比,清朝入关后虽然沿袭明朝政治制度,但是非常注重让法官参与决策

机构,军机处、内阁几乎都一直保持有刑部的代表。但依然很少有从刑部尚书直接

上升到首席军机大臣位置的。

 


 

 

中国古代皇帝之下分立的“三权”中,往往具有一定司法权力的是监察系统。

秦始皇时代确立起来的朝廷最高级官职“三公”,由主管行政管理的丞相、主管军

事指挥的太尉、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组成。由御史大夫指挥的机构形成一个独立的

监察系统,不仅在朝廷内部,还在各郡部署有监御史、在军队里还设置有监军御史

同时在很多时候,御史大夫管理下的监察机构也是直接为皇帝办案的机构。比如西

汉设置有治书侍御史,由精通法律的御史担任,头戴绣有“獬豸”图像的“法冠”

,代表皇帝参与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以及皇帝交办的政治性案件,权倾一时。以

后几个朝代也都设置了这样专门办案的御史。

隋唐时期的制度进一步明确,御史台有审理所有犯罪官员的职责,以及参与疑难案

件审理的职责,还有权监察大理寺、刑部审判活动。每当重大案件发生,皇帝会指

令刑部尚书、大理寺正卿、御史中丞会同审理。地方上发生重大案件,常由刑部、

大理寺、御史台三个机构派员前往就地审理,号为“三司使”。因此到了唐代以后

,朝廷大理寺掌审判、刑部掌复核、御史台掌监察,形成了司法上的“三权分立”

。这样的结构一直被后世沿袭,明清将掌审判的刑部、掌复核的大理寺、掌监察的

都察院正式合称“三法司”,重要的案件都要经过“三法司会审”。

因此古代的“法官”在很长的时间里是特指御史台系统的御史。御史的穿戴都表明

他们的这个特性。比如唐朝的法令规定,凡御史台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应该戴“法冠

”,也叫“獬豸冠”,“以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之形”。而明清时御史

官服,胸前的“补子”也是专门的“獬豸”图像。


另一个由监察系统发展出来的司法机关,是地方机构中专门设置的监察/司法机构

。西汉武帝时,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部”,每一部派出一位刺史巡行监

察,按照“六条诏书”,刺史监察的对象主要是各郡郡守,具有重大冤狱、郡守违

法审判等等司法监察事项。这个做法在以后被长期模仿。唐代也将全国划分为10“

道”,各道派出观察使施行监察。宋代进一步把大监察区定名为“路”,各路专设

“提点刑狱使”,成为常设的监察机构,并且被赋予死刑复审结案的权力,州县的

死刑案件及疑难案件都要上报路提点刑狱使复审。这种监察/司法机构被以后的朝

代继承,元代曾改称肃政廉访使,明清称提刑按察使(号为“臬司”)。

 

 

 

 

   历来的史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王权与相权的关系上,这确实是解析中国政治史

的关键所在。不过实际上王权与法官执行的司法权力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当然相比宰相而言,古代的法官执行的司法权力是处在权力结构的下一个层次上

的。


   中国古代皇帝是立法者,至于他自己是否应该遵守自己颁布的法律,这并没有

明确的制约。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社会上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皇帝违法为

理由实施武力威胁的力量,这就和西欧中世纪时代到处是大大小小诸侯的情况大相

径庭。皇帝遵守祖先的或自己发布的法律,要靠自身的把握,出于自己对于法律的

理解,尤其是对于“天命”的体会。只是历史上很多皇帝想不到这一点。清末主持

法律改革的资深法官沈家本在他的《法学盛衰说》一文中就感叹,中国历史上有着

太多的如隋文帝、明太祖这样的皇帝,他们会制定和发布很好的法律,可是同时自

己往往也就是破坏法律的主角。犯罪触犯的是皇帝的法律,皇帝可以加罪于人,自

然也就可以赦免人罪过。

宋徽宗曾经说“能生死谓之王,擅利害谓之帝”,皇帝作为最高和最后的裁断者,

有着无上的审判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只有做艰难的选择:要么一味的顺应皇

帝的意旨办案,甘心做皇帝的鹰犬;要么就是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尽力以法律为

“天下之平”、“天下大信”之类的理由来劝谏皇帝放弃擅断,走一条艰险的宦途

道路。

本书就将给读者介绍历史上一些皇帝与法官之间的故事.

1、大舜与皋陶

寓言中的贤明之君与法官

2、周公与召公

摄政王的功绩

 

3、秦始皇与李斯

       开创历史的第一位皇帝

 

4、汉文帝与张释之

      锐意改革法律的皇帝

       公元前180年掌权15年之久的吕太后病死,这个生性残忍、但又具有政治才

干的女人一死,原来被她的残酷屠杀威吓政策压制下去的刘姓皇族势力和建立汉朝

的功臣集团联合起来,发动了军事政变,杀光了长安城里所有的吕氏。可是在推举

新皇帝的时候,功臣贵族集团为了势力平衡,有意建议推举从未参加反吕活动的代

王刘恒来长安当皇帝,排除“首义”的齐王刘襄登上宝座的资格。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被他们认为仅仅是个“孝子”的刘恒(史称汉文帝,前202—

前157,前180—前157在位),在被推上皇帝宝座后,居然会另辟蹊径,考虑要争

取民心来作为刘姓皇朝的统治基础,来摆脱这两大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帝国政治权力

的把持。

汉文帝精心部署最好的争取民心的途径,就是改革汉朝当时全盘从秦朝继承下来的

法律。

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墓竹简中,可以发现吕后统治时期的汉朝法律仍然保留了秦朝

法律严酷特性。刑罚种类的主体依然是残害罪犯身体的“肉刑”,主要有毁容的“

墨刑”,割鼻子的“劓刑”,砍去罪犯脚掌的“斩趾”,破坏罪人生殖功能的“宫

刑”。所有的罪犯在接受肉刑后还要从事各种苦役。这些苦役都是终身服役,分为

“城旦舂”:男犯为官府筑城,女犯为官府舂米;“鬼薪白粲”:男性罪犯派去从

事伐木之类的苦役,女犯被发去从事粮食加工的苦役;“隶臣妾”,就是为官府提

供勤杂劳务的男女奴隶。这些苦役实际上都成为官府的奴隶。即使被朝廷大赦赦免

后,他们仍然不得居住在普通的村落里。必须被隔离,编成专门的一种户籍。有一

部专门的《收律》,规定凡是被判处“鬼薪白粲”以上刑罚的罪犯的家属一律都要

“收孥”,被收孥的罪犯家属号为“收人”,被分配到各个官府衙门去充当“隶臣

妾”,就是为官府提供勤杂劳务的奴隶。


汉文帝即位后第三个月,采取了第一个重大步骤,发布“尽除收帑相坐律令”的诏

书。他在下达的诏书里提出:“法律,应该是施行治理的最公正的工具,是用来禁

止暴行、保护好人的。可是现在的法律却规定,凡是被认定为犯法的,就要连坐罪

犯的无罪的父母、妻子、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并将他们收为奴隶,朕非常不赞同

。有关部门讨论将这个法律全部取消掉。”


这时占据朝臣主体的是将他推上台的功臣集团,并不拿他的这个命令当回事。他下

令有关部门讨论,而有关部门给他的报告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应该废除这个法律

。有关部门的意见都说:“百姓不能自己管好自己,所以才要用法律来禁止。连坐

他们的家属,就是要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轻易的犯罪。这是很久以来的传统法律

,还是不要更改的好。”


汉文帝立即予以严厉的批评,说:“朕听说法律正当的话,老百姓就遵守,判刑公

正的话,老百姓就服从。更何况引导百姓趋于向善的人,正是官吏。官吏既不能正

确的对百姓施加引导,在老百姓犯了错后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来加罪处罚,这不是反

过来残害人民的暴行吗?怎么可能禁止百姓犯错?朕看不出保留这个法律有什么好

处,请进一步讨论。”


朝廷的有关部门只得表态:“陛下对百姓施加莫大的恩惠,恩德宏大,实在是臣等

所不及的。请按照诏书,废除收帑以及亲属连坐的法律。”


当政后的第二年,汉文帝又下令废除诽谤妖言罪。他在诏书中说:“古代为了治理

天下,在朝廷专门设立接受百姓建议‘进善之旌’,以及供百姓批评当局的‘诽谤

之木’,用来使国家的治理政令畅通、表示欢迎批评的进谏。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

的罪名,使得群臣不敢尽情对国家提出建议,皇帝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怎么

能够迎接远方的贤良人士?把这些罪名废除了!另外,百姓之间有时因为怨恨互相

暗中进行诅咒,有的人后来又去官府告发,官吏就当作了‘大逆’罪名来追查;在

追查中听说百姓有其他的言论的,官吏又会作为诽谤来处理。这些都是小老百姓愚

蠢无知而导致的死罪,朕很不以为然。从今以后,有告发别人诅咒的,官府不得受

理。”

到了他当皇帝的第七年冬十月,他又下令将司法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地方政府,禁止

列侯及其太夫人、夫人、以及诸侯王子,二千石级别的官员,不得擅自抓人捕人。

毅然一举废除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看守太仓的官员淳于意犯了罪,被逮捕送往

长安进行审判。淳于意的15岁小女儿淳于缇萦随着父亲的囚车,到长安向汉文帝写

了申诉书,其中说:“小女子的父亲是个小官,在齐国为官时,人们都称赞他办事

廉洁公正。现在偶然触犯了法律要被处判。我所忧伤的是被处死的人不能再生,受

过肉刑的人不能再恢复原状,就是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失去了改过的途径。小女

子情愿没入官府为奴婢,来赎换父亲要受的肉刑,使父亲可以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

。”


汉文帝看了她的申诉很感动,为此就下诏说:“我听说在古代圣王虞舜的时代,在

罪犯衣帽上画某种图像,或给罪犯穿上与常人不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就表示处以

某种刑罚,然而百姓没有犯罪的,这是何等崇高的政治清明境界啊。现在法律有黥

、劓、斩左右趾三种肉刑,然而犯罪却并不因此而减少,这罪过的责任在哪里?难

道不是因为我的恩德浅薄,而且教化不明吗?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正是教化不明

而使无知的百姓陷于法网。《诗经·大雅·洞酌》中说:‘和乐而平易近人的君子

,百姓把他当成父母。’当今百姓有过错,还没有对他进行教化就滥施刑罚;即使

罪犯以后想改行为善,却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重到截断人

肢体、深刻人肌肤,终身不能消除的地步,这是多么的惨痛而不道德啊!这难道是

‘为民父母’的意思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律条来代替它;下令规定以罪行轻

重判刑,在服刑期内不逃亡的,期满后释放为平民。把这些意思具体拟订为法令。


朝臣们经过讨论,重新确定刑罚体系:改黥刑为髡钳(剃光头发胡须、脖子上戴一

个铁钳)城旦春五年,改劓刑为笞三百,改斩左趾刑为笞五百。同时还明确规定了

劳役刑的刑期,罪犯经过一定时间的苦役后,可以释放回家。

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又进一步改革,先后两次减少笞刑的数目,斩左趾的笞五百下

减为二百下,劓刑的笞三百下减为笞一百下。具体规定了执行笞刑的刑具与方式,

这样才使得受刑人得以保全性命。

       半路出家的法官
      

汉文帝在推进这些法制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变革沿袭秦朝而来的苛求百姓罪过的司

法传统。在即位的当年,就将治绩考核第一的河南太守吴公提拔为主管朝廷司法的

廷尉。又过了两年,就把他亲自考察、并加以信任的张释之任命为廷尉。

       和历史上许多著名法官一样,张释之也是个半路出家的法官。他出身于富

豪之家。年轻时以家产超过五百万钱的资格,到朝廷做“骑郎”(皇帝的侍从,没

有俸禄,衣装也要自费),做了10年,也没有捞到过一官半职,心灰意懒,有点想

回家不干了。正在这时,发生了汉文帝继位的事件。

汉文帝登上皇位后,正需要在朝廷各个部门中安排真正忠实于自己的臣下,着意在

没有元老贵族背景的在京人员中发现、培养干部。当时主管皇宫警卫的中郎将袁盎

,是张释之的朋友,就顺势推荐张释之补上了个“谒者”的差使。

谒者是皇帝的近侍,算是直属于皇帝的官职,有机会和皇帝说上话。张释之见汉文

帝励精图治,就经常向皇帝建言,说得头头是道。汉文帝嫌他太罗嗦,要他别讲大

道理,要讲实用的,而且是现在可以实施的。张释之就讲一些秦朝政治教训,分析

汉朝建立以来的政治得失。汉文帝觉得张释之的这些议论很对胃口,不久就提拔他

当了侍卫的头目“谒者仆射”。


有一次汉文帝到皇家园林的上林苑视察,查问苑中野兽情况,一连问了十多个问题

,主管的上林尉居然一个问题也答不上来。旁边有个“虎圈啬夫”(掌管虎圈的小

官)赶紧代替长官回答,说得有板有眼。汉文帝不高兴了,说当官难道不正是要这

样的吗?要陪同在旁边的张释之传达命令,要拜这个啬夫为“上林令”,负责管理

这个规模巨大的园林。张释之却拖延着不去传达命令,汉文帝催问的时候,他就向

文帝劝谏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当时是丞相——是个怎样的人?”文帝说:

“这是个忠厚长者。”张释之又问:“那您觉得东阳侯张相如是个怎样的人呢?”

文帝也说:“也是长者。”张释之于是说道:“绛侯﹑东阳侯人称为忠厚长者,而

这两个人都不是能说会道的。所以用人光看能讲话是很危险的,秦朝就是重用刀笔

之吏而迅速灭亡。今天陛下因为这个啬夫能说会道就越级提拔,臣恐天下随风靡靡

,都争口辩而无其实。”汉文帝果然接受他的意见,没有提拔这个啬夫。

没几个月,汉文帝又提拔张释之担任管理进出宫殿车马的公车令。有一次太子和梁

王一起坐车,到了禁止车辆通行的司马门还要往里闯,张释之上前阻拦,指控太子

和梁王犯了“过司马门不下”罪,判处罚金四两。汉文帝向太后检讨自己“教育儿

子不谨慎”,经太后同意派出使者宣布赦免太子和梁王,张释之这才放了他们。

汉文帝是个好皇帝,他并不因此就怨恨,相反更欣赏张释之的胆识,反而提拔他为

“中大夫”。不久又任命他为中郎将。没过几个月就让他担任了主管司法审判的廷

尉。

维持“天下之平”的法官

张释之担任廷尉后,很快就直接和汉文帝发生了冲突。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突然从桥洞下跑出一个人来,惊了汉文帝的坐骑。

汉文帝很恼火,要侍从把那人送到廷尉去法办。张释之审理后判决这个人是“犯跸

”罪,处以罚金四两。汉文帝说:“这人惊了我的马,还好我的马性格温顺,否则

把我摔下来还了得?你怎么敢只判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有

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法外加重刑罚,就会使法律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了信

誉。何况当时陛下叫人杀了他也就算了,既然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最公平的

机构,一旦倾斜了,各级法官都会仿效,执法不一,百姓怎么能够安居乐业呢?”

汉文帝好久才平息了怒气,说:“廷尉说的对。”


又有一次有人偷了宗庙里汉高祖牌位前供奉的玉环,张释之依照法律,认定是“盗

宗庙服御物”罪,判处罪犯弃市。汉文帝大怒,说:“我把这罪犯交你办,是要判

他族刑(杀了罪犯一家子),你怎么敢按照法律来向我汇报?这不是我侍奉祖先宗

庙的意思。”张释之赶紧下跪,取下头上戴的冠,叩着头说:“法律这样的规定已

经是很重了。死罪总是要有等差的,如果盗宗庙服御物就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长

陵一抔(pou)土(对于盗墓的委婉的说法,长陵就是汉高祖的陵墓),陛下再怎

么来加重处罚呢?”汉文帝想了好几天,和太后商量后,最后批准了张释之的判决


张释之在汉文帝的时候担任了七年多廷尉(前177—前170),他在廷尉任上执法如

山,民众称颂说有了张廷尉,天下没有受冤枉的人。纠正了秦以来司法官员苛求罪

名、为自己积累政绩的风气。

冷清的结局
      

汉文帝死后,原来的太子即位,史称汉景帝。张释之因为在司马门事件中得罪过这

位太子,很怕遭到报复。他托了一个学“黄老之术”老朋友王生,向喜欢“黄老之

术”的景帝表达歉意。王生又设计,有一次在朝会的时候,故意要张释之当众下跪

为他缚鞋带,以此向朝廷表示张释之谦恭的品质。


不久张释之就被派到淮南国担任丞相。虽然汉景帝没有怪罪,可是张释之自己总是

心中不安,终于在这个远离京城的地方去世了。
      

张释之对汉文帝所说的“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有的”这句话,隐含皇帝也应该遵

守法律的意思,在古代很少有哪个法官敢于向皇帝当面指出的。无论儒家、法家的

理论,对于皇帝是否应该严格守法这个问题都是采取模糊态度的。张释之和汉文帝

一个敢于在皇帝面前严格守法,一个愿意接受法官的劝谏,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佳话

。然而从他后来为了曾经得罪景帝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来看,中国古代这种“法

治”归根到底还是皇帝一人之治,法官本身并不受法律的保护。

中国古代有很多的法官也是这样严格执法、不畏权贵,但实际上往往却是在被皇帝

利用作为推行某项政策的政治工具,一旦没有了政治需要,或者是触犯到皇室自己

的利益,就立刻被这样牺牲掉,这就是中国古代正直的法官们的悲剧性的宿命。

5、汉景帝与郅都

       “削藩”的皇帝


6、汉武帝与张汤

      大有为的皇帝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前140—前87在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他登上皇

帝宝座的时候,汉朝已经建立了66年。在他的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清净无为

”、“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社会经济已经完全恢复了增长的势头。朝廷经济

实力大增,据说仓库里铜钱堆积如山,钱眼里的丝绳都腐朽,而粮仓里的粮食陈陈

相积,很多都发红不能食用了。而政治上,文景两代也已经打好了中央集权的基础


作为一个16岁登基的青年皇帝,汉武帝决心要超越自己的父祖。尤其是他即位的第

6年,他的祖母、信奉“黄老”哲学的窦太后去世,再没有人可以阻挡他的雄心壮

志。汉武帝开始改变传统的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战略,逐渐采取攻势。为了支

撑巨大的战争耗费,汉武帝推进财经政策的大改革。在国内政策上,汉武帝继续加

强中央集权,同时改变朝廷施政的指导思想,以儒家学说来取代“黄老”哲学的指

导地位,大力提升儒家的地位。在这种似乎仅仅是意识形态变革的背后,也有着他

沿袭祖、父两代皇帝即定策略的现实政治意义:扩大拥护皇帝专权统治的社会基础

,通过儒学的选拔,来吸引更多的贵族集团以外的人员加入到政治统治集团中来。


如果我们相信唐代杜佑编写的《通典》一书的说法,汉武帝刘彻本人也很早就显示

出处理法律问题的天份。他12岁时,朝廷负责司法审判事务的廷尉向他父亲汉景帝

报告一个疑难案件:有个叫陈防年的小伙子,因为发觉继母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就

杀了继母为父亲报仇。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杀死母亲是“大逆”之罪,陈防

年必须要处以“枭首”(砍下头颅吊在市场高处示众)的重刑,并且有其他的连带

处罚。汉景帝想要考考自己儿子的能耐,就征询刘彻的意见。刘彻很明确的回答说

:“法律上规定把继母的地位等同与生身母亲,所谓‘继母如母’,就表明实际上

继母和生母还是有区别的。继母之所以有母亲的地位,是因为父亲的缘故。现在这

个继母竟然没有人性到亲手杀死父亲,那么在下手的那一刻,她和继子之间源自于

父亲的那段恩情也就结束了。因此这个案件应该按照一般的杀人案件来处理,不应

该作为‘大逆’罪论处。”汉景帝很满意,就吩咐廷尉按照太子的意见处理。

汉武帝当政后在军事、财经、政治上的这些变革,自然也就带来法制的变革。不仅

需要新的法律,也需要能够贯彻这些变革的法官。

       有审判“爱好”的天才


为汉武帝推行新政策的最著名的法官,就是从小“爱好”审判事务的张汤(?—前

115)。

张汤的父亲是长安县里的老职员,后来升迁到县丞的位置。张汤十几岁时很调皮,

有一次家里的腊肉不见了,他父亲以为是张汤偷吃了,把他痛打了一顿。张汤觉得

很冤枉,父亲上班后,他就在家里找到了老鼠洞,把老鼠洞挖开,里面还有剩余的

腊肉。他就把逮到的老鼠活活打死,然后起草了完整的勘查、审讯笔录,做好书面

的判决书。他父亲回来一看,那笔录“文辞如老狱吏”,吃了一惊,想不到这小家

伙一直在观察自己的文件,居然还无师自通。从此就把儿子当成了办公助手,带着

小家伙出入公庭。

 

张汤从接他父亲的班起家,也在长安县衙门里当了狱吏。有一年,汉武帝的母舅田

胜因为某桩案件的牵连,被关押在长安县监狱里。张汤尽力为这位贵戚提供方便,

田胜很是感激。事情了结后就和张汤做了好朋友。田胜后来被封为周阳侯,就把张

汤介绍进贵族圈子。张汤开始和上流社会接触。后来田胜的兄弟武安侯田蚡任丞相

,把张汤介绍给了汉武帝,担任了直接为皇帝办案的“侍御史”。

为皇帝办理疑难案件的特使

张汤为汉武帝办的第一桩大案子,是涉及到皇族内部矛盾的“巫蛊”案。汉武帝原

来的妻子陈皇后因为婚后没有孩子,而汉武帝宠幸能生育的卫子夫。陈皇后为了夺

宠,试图谋害卫子夫,又试图用巫术来让汉武帝对自己回心转意。结果事情败露,

陈皇后以及她的很多宫女都被逮捕。

张汤使用酷刑威吓陈皇后的宫女,要她们承认陈皇后的企图是谋害汉武帝,是使用

巫术诅咒汉武帝早死。这样就把案件的性质从争风吃醋导致的谋害案件升格为“谋

反”(企图危害皇帝)的重大案件。这个案子株连了上千人,处死的有三百多,汉

武帝得以废除陈皇后,卫子夫也得以顺利登上皇后位子。

张汤立了大功,汉武帝于是任命他为廷尉,掌管朝廷的审判事务。


从公元前126年到公元前120年的6年多时间里,这位廷尉专门迎合汉武帝的好恶来

办案,仍然致力于皇帝交办的“诏狱”,主动以皇帝特使的面貌办案。当时汉武帝

要加强中央集权,注重打击诸侯王,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先后被控告谋反。张

汤办理这两桩案件,同样穷追不舍,株连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被处死刑的人达上万

之多。

拿儒家装点廷尉门面

张汤自己没有受过什么儒家的教育,可是他见汉武帝推崇儒家,他也就赶紧聘请原

来攻读儒家经典《尚书》、《春秋》的儒生到廷尉府来担任廷尉史,专门负责起草

给汉武帝的奏章。


大儒董仲舒退休后,张汤凡有疑难案件,就亲自跑到董仲舒家里去请教,请董仲舒

按照儒家礼教学说尤其是《春秋》经义来解释法律,并适用于案件。前前后后积累

了232个案例,张汤把这些案例编制出来,号为“春秋决事比”,发给各地作为办

案指导。


张汤在给汉武帝汇报疑难案件的时候,总是预先准备好两套处理意见,凡是汉武帝

批准的,就赶紧编制为“廷尉挈令”,发布到各地,作为判案的根据。凡是汉武帝

不满意的,立刻就检讨,把预备好的另一套方案拿出来试探,探测到汉武帝的意思

了,就装出悔恨的样子,说:“部下某某以前向我提出过建议,就如皇上英明指出

的那样,我居然没有采纳,实在是太愚蠢至此。”汉武帝见他讲的诚恳,从来不追

究他错判案件的责任。

张汤还注意结交汉武帝信任的官吏,无论寒暑都去拜访,竭尽礼节。自己的旧相识

也尽可能提携,逐渐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紧密的小团体。


张汤当廷尉时,大规模的变动旧有的法律,这种按照一时政治需要轻易变动法律的

做法,遭到了很多的批评,老臣汲黯多次在汉武帝面前指责张汤,说:“你坐公卿

的位置,上不能发扬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压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

,二者无一焉。为什么要把高皇帝传下来的约束改得乱纷纷的?你这样做要断子绝

孙的!”可是在讨论问题时,汲黯口才不如张汤,经常说不过他,一发急就大骂:

“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如此。张汤再这样做官下去,就会使天下重足

而立,侧目而视!”

“创造”罪名的想象力


可是汉武帝喜欢张汤,在张汤当了六年多廷尉后,提拔他当了和丞相平级的御史大

夫,老臣汲黯则原地踏步,仍然只是九卿,见汉武帝只好自嘲说:“陛下用人好比

是堆柴火,后来者居上。”汉武帝把汲黯派到外地去当地方官,汲黯警告另一个老

臣李息,说:“我不能再参与朝议了。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专

门逢迎皇帝的意思,皇帝不喜欢的就百般批评,皇帝喜欢的就极力赞美。还好大喜

功,舞文弄法,在朝廷内部以虚诈蒙蔽皇帝,对外则结党营私。你在九卿的位置上

,不及早提醒,你也要牵连。”可是李息很畏惧张汤,一直不敢开口。

张汤知道汉武帝决心将对匈奴的战争进行到底,当上御史大夫,进入最高级的决策

圈子,总是竭力支持汉武帝的政策。当时汉朝的财政已经很困难了,山东地区又连

续发生水旱灾害,大批贫民流徙,也需要政府救济。汉武帝为了弥补财政困难,猛

烈推行各项财政改革措施,断然实行盐、铁官营,由政府垄断这两项大宗日用品的

生产销售,从中获取垄断利益。又打主意发行一种“皮币”,在朝廷讨论时,主管

财政的大司农颜异认为不妥当,汉武帝很不高兴。后来有人告发说,颜异在接见客

人谈话时,当客人说现在执行的政策不适宜的时候,他没有表示意见,只是冷笑了

一下。于是张汤就弹劾颜异:身为朝廷九卿重臣,听说朝廷政策有不适宜之处,却

不公开表示意见,而是在肚子里诽谤皇帝,是为“腹诽”重罪!颜异因此下狱,死

在监狱里。

汉文帝时期把诽谤罪都废除了,而张汤居然发明“腹诽”的罪名。这个罪名一设,

还有哪个朝臣敢再提意见,果然使出台的政策都顺利通过决策。汉武帝只相信几个

亲信,丞相也被靠边站。朝廷讨论,只有张汤滔滔不绝的发表意见,经常一个人讲

到傍晚。有一次他生病没有来上朝,汉武帝还亲自到他家去探望。

当时社会秩序动荡,张汤就建议立法设“见知故纵”之罪,一个地方如果地方官不

及时镇压动乱,不及时向朝廷报告,就等于是在故意纵容动乱,就应该处以死罪。

为了保证皇帝的专权,他又建议创设一个“废格诅诽”的罪名,专门用来对付那些

被认为执行皇帝诏令不够努力(废格)、私下议论朝廷政策的大臣(诅诽),也都

是死罪。


有一次匈奴前来请求和亲,群臣在御前会议。有个儒生博士狄山建议恢复文帝景帝

时的“和亲”政策,汉武帝问张汤,张汤知道汉武帝心底里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就

说:“这是愚儒无知乱说。”狄山说:“我是愚,但是忠,是愚忠,不像御史大夫

张汤那样诈忠。他治理江都王、淮南王案件,使陛下骨肉相疏。”汉武帝于是板着

脸说:“我让你管一个郡,能够使匈奴不入侵吗?”狄山说:“不能。”汉武帝又

问:“那么一个县呢?”狄山说:“不能。”汉武帝再问:“那么管一障(边防哨

所)的边防呢?”狄山知道再这样问下去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说

:“能。”于是汉武帝把这位博士派到边防线上管辖一段边境,才一个多月,匈奴

就砍掉了狄山的脑袋。从此以后,群臣再也不敢谈论和匈奴谈判和亲的事情了。

自作自受成为党争牺牲品

汉武帝利用张汤推行政策,可是张汤结怨太多,皇族、功臣、以及儒生集团都和张

汤有仇,而被架空的丞相庄青翟及其部下也与大权独揽的张汤发生矛盾。这几股力

量集合起来排挤张汤,这时汉武帝就考虑要牺牲张汤来解决朝廷统治集团的内部稳

定了。

御史中丞、河东人李文和张汤有矛盾,几次想从御史大夫府的文书里找到张汤的劣

迹,都没有成功。张汤很恼火,他很宠信的一个书吏就指使人上书朝廷,告发李文

“奸事”。汉武帝把这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当然顺势治了李文一个死罪。可是后

来汉文帝想起这个案件,追问张汤,李文的“奸事”究竟是些什么罪状、有什么证

据?张汤只好假装很吃惊的说:“那些罪名都是李文过去的仇人诬告的吧。”

不久,那个书吏生了病,张汤前去看望,还帮这书吏按摩脚底板。这情景也被人看

见,报告了张汤的另一个对头:赵王刘彭祖。赵王在自己的封国里发展制铁业,和

朝廷设置的铁官有冲突,张汤几次都没有按照赵王意愿处置铁官。而那个书吏也曾

办理过别人告发赵王的案件。于是赵王就亲自上书告发,所用的手法也是张汤自己

惯用的:他并不明确指出张汤的罪过,只是说“张汤作为朝廷重臣,怎么会和一个

书吏这么要好,以至于帮他按摩脚底板?他们之间可能有很大的阴谋”。汉武帝也

有点怀疑,要求廷尉府进行调查。

正在这时,那个书吏生病死了,廷尉府按照张汤立下的凡事要穷追不舍的原则,把

那个书吏的兄弟抓来审问。张汤表面上不过问,实际上打算暗地里救这书吏的兄弟

。想不到那书吏的兄弟等不及,以为是张汤要害自己,索性抢先告发,说自己那死

去的哥哥确实是和张汤串通搞阴谋,陷害李文。汉武帝这次是真不高兴了,觉得张

汤在李文案件上对自己撒谎,把案件交给侍御史减宣去办理。这减宣正好又是和张

汤有仇的,将供词加油添醋的写了一个报告,报给汉武帝。


正巧在这时又发生有人盗挖汉文帝的墓园“瘗钱”的案件,这是在当时算是最为严

重的案件,按惯例要由丞相、御史大夫一起向皇帝道歉请罪。张汤先答应一起见皇

帝请罪的,可是到时候又自以为丞相才有按时巡视皇家陵园的职责,自己没有必要

去道歉请罪,就擅自缺席了。汉武帝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对这事高度重视,下令

派出御史督促办案。张汤打算弹劾丞相庄青翟失职,“见知”故纵。丞相府有3个

读书人出身的长史:朱买臣、庄助、王朝,当年地位都比张汤高,张汤曾经百般奉

承他们3个,但后来这3个官运欠佳,职位反倒低于张汤,张汤就转过脸来对他们百

般欺凌。因此三长史都恨透了张汤。他们为丞相出主意,先下手为强,先告发张汤

经常漏泄朝廷讨论的政事给商人。他们先把张汤的一个亲信抓来严刑逼供,要他出

面揭发为张汤和市场上的商人联络,凡是朝廷的经济政策有变动,都通报商人预做

准备,得到的利润大家分成。

三长史的这个揭发材料写得很是像模像样,报告给汉武帝后,汉武帝也不敢不信。

他将张汤找来亲自试探,说:“我决定的事情怎么商人们会预先知道?应该是参与

讨论的人当中有人在泄密。”按照当时朝廷惯例,皇帝提出这样的疑问,大臣就应

该先请罪道歉,可是张汤这次却没有先请罪,还有点装模作样的说:“啊,确实应

该是有人泄密。”汉武帝更是疑心。正好这时减宣的那个报告也送达了,汉武帝立

即下令逮捕张汤。


张汤下狱后,汉武帝接连8次派出御史要他自己把问题说清楚,张汤每次都竭力为

自己辩护,丝毫不松口。这个案子无法办下去,形成了僵局。后来汉武帝派新任命

的廷尉赵禹亲自来审问张汤。这赵禹过去也是张汤的老朋友,曾经一起办过很多的

案子,制定过很多严酷的法令。一见面,赵禹就把话挑明了,告诫他:“你怎么不

识相?你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人家了。现在很多人都为了这个来报复你,皇帝也

为你这案子为难,最好是要你自己了断,你怎么还辩解不休?”张汤无奈,说;“

我没有尺寸之功,起刀笔吏,得陛下信任,到这个三公的位置,没什么好推卸的。

不过谋害我的确实是丞相府的三长史。”说罢就自杀身亡。


张汤死后,留下的家产不过“五百金”(500斤黄金),都是汉武帝赐予的财物。

他的兄弟们想要厚葬张汤,可是他的母亲却说:“张汤为天子大臣,却被恶言害死

,干嘛要厚葬!”只用一辆牛车,拖个单层棺材就送了葬。汉武帝听说后说:“非

此母不生此子。”于是又倒过来为张汤伸冤,把诬蔑张汤的三长史都判处死刑,丞

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

7、汉武帝和杜周

在史籍记载上,凡是处事办案苛刻、尽力陷人重罪的都称为“酷吏”。但名列史籍

《酷吏传》的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敢于搏击豪强、一心维护法律的真正

法官;还有一类则是和张汤一样,一贯依照皇帝意旨迫害良善的人主鹰犬。


张汤的继任者杜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迎合皇帝意旨办案的法官。

酷吏培养出的酷吏

杜周是南阳人,先是在南阳地方官府里做小吏。后来南阳来了一位名叫义纵的著名

酷吏当太守,挑选了杜周等几个本地的书吏做帮手,大力打击本地的土豪势力。


南阳当地有个著名的豪强宁氏家族,横行不法,在本地的号召力比太守还要大。原

来这个家族的头目宁成,曾经在汉景帝时担任过主管京师地区警戒治安的“中尉”

,与朝廷贵族集团有很大的恩怨。汉武帝即位后,宁成被贵族陷害,受到“髡钳城

旦舂”(剃光头发胡须、在脖子上锁上6斤重的铁钳为政府服苦役)的刑罚。而习

惯上到了九卿一级的官员有罪,要么直接处死、要么主动自杀,没有判处这样侮辱

性的刑罚的。宁成为此大怒,自己解脱了铁钳,逃回南阳老家,说:“官职不至二

千石(郡守、九卿的级别),资产不至几千万,还可以和人比吗!”他巧取豪夺了

几千顷土地,役使几千家贫民为他耕种,很快发家致富。后来朝廷发布大赦,他原

来的罪名和脱逃罪名都被赦免。汉武帝一度还想请他重新担任郡守,但在朝廷讨论

时,他的一些老对头都反对,说让这人做地方官就如同是让老狼放羊。于是汉武帝

只好派宁成去当看守函谷关的关都尉——这是一个县级的官职,但是地位很重要,

扼守关中地区通往山东各郡的路口。宁成照样作威作福,欺凌过关的官员百姓,以

至于过往的客商都传言:“宁可看见母老虎发威,也不要见到宁成发火。”义纵出

任南阳太守,过关的时候,宁成虽然也出来迎接,可是却是侧着身子,一副桀骜不

驯的样子,为此义纵怀恨在心。

义纵在南阳布置了杜周等人百般调查,搞清宁氏家族的种种罪恶,一举逮捕问罪,

全部加上死罪罪名处死。宁成被牵连,也被处死。当地另外两个大族孔氏和暴氏也

一起被镇压。


杜周为义纵的这些镇压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义纵也觉得杜周办事严密,没有漏洞

,就把他当作人才推荐到朝廷的廷尉府为书吏,在当时廷尉张汤手下当了“廷尉史

”。张汤派他去边疆处治逃亡案件,他判决了一大批死刑案件,上报给张汤,张汤

很满意。也觉得这个书吏不简单,于是又向汉武帝推荐,把杜周调到汉武帝直接指

挥的御史部门办案。

成为皇帝的鹰犬

杜周这人不爱多说话,看上去一副忠厚样子,实际上为人刻薄。他被汉武帝任命为

御史中丞,长期办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十多年,深得汉武帝的

信任。


公元前119年,为了筹措军费,以及加强朝廷财政实力,汉武帝制定了“缗钱令”

,向商人及“中产之家”征收特别税。凡是商人、“子钱家”(高利贷者)交易额

超过缗钱二千的,都必须按照每2000钱缴纳一算(120钱)的比例纳税;有一辆载

人轻型马车、或者是一条长度超过5丈的船只,也都要缴纳一算,而商人的马车都

要缴纳二算。这个法令起先没有严格执行,过了两年,汉武帝派了一个叫杨可的专

员来负责这项税收,并宣布鼓励告发偷税漏税,被告发者财产全部没收归官,本人

判处“戍边”一年刑罚。而告发者可以获得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赏金。这个称之为

“告缗”,为此特意从朝廷派出御史、廷尉府官吏到各地专门主持“告缗”,而杜

周就被指定专门办理此类案件。

这个“告缗”法令阴险的煽动民间互相揭发,利用了人类最黑暗的心理。广大中产

者饱受打击,被告发的人到了杜周这里的,几乎没有人能够平反的。而朝廷获得了

数以亿计的钱、数以千万计的奴婢,大的县得到了没收来的数百顷土地和住宅,小

县也有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社会经济受到重大打击,而朝廷官府收

入大为改观。

张汤出事后,杜周转任廷尉,按照张汤的传统办案,而且比张汤更善于窥测汉武帝

的心思。汉武帝想要治罪的,他就千方百计加以陷害;汉武帝想宽大处理的,他就

把嫌疑人长期关押,然后逐渐说明那人的冤枉。

杜周得到汉武帝的高度信任,他当了廷尉后,汉武帝改变原来的惯例,凡是皇帝交

办的案件“诏狱”都直接交给廷尉来承办,不再像过去那样,先交给侍御史、御史

中丞之类的皇帝特使专案专办,最后才交给廷尉来判刑。“诏狱”案件的范围也越

来越大。汉武帝为了加强集权,着力打击老臣旧贵,杜周管理的廷尉监狱里经常关

押上百名“二千石”(地方郡守、朝廷九卿一级)以上的官员,这些人的生死全都

凭杜周揣测汉武帝的心思来决定,杜周的权势可谓通天。
      
有关律令的诡辩


由于杜周在廷尉任上老是逢迎皇帝,不按照法律办事,在当时高度重视法律的社会

背景下,他的这种做法,引起很多人不满。有人当面指责他说:“你身为天下持平

的廷尉,却不按照三尺法(秦汉时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木简上,因此号为三尺法)

,专门以皇帝的意旨来办案,办案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杜周却说:“三尺法是

哪里来的?以前皇帝颁布的叫做‘律’,当今皇帝颁布的叫做‘令’;只要是皇帝

现在的意思就是法律,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法令!”


中国古代的法律称呼在春秋以前一般称为“刑”,到了春秋时期一般称为“法”,

到了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为了强调法律的神圣性质,“改法为律”,将朝廷制

定的成文法典的名称从“法”改称为“律”。律字的右半部分“聿”原为右手持竖

笛的象形,由于竖笛很可能是人类最早制造的乐器(目前年代最早的为湖北出土的

约9000年前的骨笛),很早以前就用于为所有其他乐器确定音调,“聿”字的原义

即表示定音。以后加上表示规范、遵循的部首“彳”,引申为“音律”(声音的规

律)。由于确定音律以及乐器需要精准的度量,从而又引申出“恒定标准”的字义

。以后又扩大指不为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现象,比如天文星象、历法等。商鞅

变法的“改法为律”,以“律”称呼国家颁布的正式的成文法典,就是表示法律的

稳定性,不以人的因素转变。以后历代朝廷正式法典都以“律”为名。

 

在秦汉的时候,“令”是单行法规的意思。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国法律文

件《语书》中说:“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閒令下者。”意思就是,因为法

律不够完善,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布“令”来补充。秦汉时期皇帝发布的指示称为“

诏”,其中皇帝认为需要制定为一条法律的,皇帝会特别提示将他的指示“具为令

”,或者“著为令”。大臣也可以向皇帝提出立法的建议,大臣拟就的草案经皇帝

批准“诏曰可”,就成为“令”。我们现在从湖北张家山汉墓所载的西汉初年的《

津关令》来看,当时的“令”一般都保留了原来立法的过程,谁建议的、谁起草的

,以及皇帝最后是如何批准的。

从以上的背景介绍我们就可以知道,杜周的这番说辞只是狡辩而已。秦汉时皇帝确

实拥有立法权,但是并非皇帝的一切指示都是法律。皇帝指示的“诏”必须要经过

定为“令”的程序才有法律效力。而且习惯上前朝皇帝的“令”在本朝要继续有效

的,就必须改编为“律”,才可以援引为处理其他案件的规范。

打破了任职记录的法官


杜周这样赤裸裸的为君主的绝对专制辩护,当然讨得皇帝喜欢,所以他足足当了11

年廷尉。打破了西汉皇朝自成立以来廷尉任职时间记录:在他任廷尉(公元前109

年)以前,西汉皇朝一共曾经任命过30任廷尉,平均任期为3年零2个月,即使是张

释之这样的好法官,最长的廷尉任期也没有超过7年。而汉武帝喜爱的张汤也只当

了5年的廷尉。

后来杜周又担任长安的治安长官“执金吾”(就是原来的中尉),有一次巡逻时,

发现卫皇后家族的子弟,和主持财政的大司农桑弘羊家族的子弟有违法行为,杜周

立即将这两人都逮捕法办。这件事又使汉武帝很满意,认为杜周确实“无私”。尽

管在这之前,杜周自己也曾犯事免职,汉武帝仍然在第二年把杜周提拔为御史大夫

,位列三公。

杜周权势达到了顶峰。当年他刚到长安,家里只有一匹瘸腿马,等到他当上御史大

夫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是河南太守、一个是河内太守,号称“夹河而治”,而他

的财产“家訾累巨万”。

不过也就是在他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个叫田仁的官员向汉武帝上书说:“天下郡太

守多为奸利,尤其是河南、河东、河内这三河太守,因为他们都仗着朝廷里有他们

的后台而肆无忌惮。我请求派我去巡视三河,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杜周听说

了很害怕,暗中派人去像田仁打招呼。可是田仁不为所动,接连上书。汉武帝果然

派田仁前往巡视,发现了大量确切犯罪情节,这三个太守都被下狱查处,最后都被

处死。


杜周在御史大夫任上死去。他一共当了4年的御史大夫,也干了一件好事:他将汉

朝的法律以及历任廷尉等司法机关对于法律条文的解释整理出一个文本,作为法律

教学的课本。他的小儿子杜延年,也精通法律,后来在汉宣帝时期也当过3年的御

史大夫,也整理过这样的法律文本。这两个法律文本在民间流传,成为人们学习法

律的教科书,称为“大杜律”和“小杜律”。

8、汉宣帝与黄霸、于定国

     亡命于民间的皇曾孙
      

9、东汉光武帝与董宣

外柔内刚治天下

 

10、东汉章帝与郭躬、陈宠

笃信儒学的天子


11、晋武帝与刘颂
开创局面的皇帝


12、宇文泰与柳庆

立志超越魏晋的统治者

 

13、隋文帝与赵绰

伟大的立法者

14、唐太宗和戴胄

励精图治的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626—649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而

他在中国法制的历史上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他虽然是武将出身,年纪很轻就上战场

,可在发动玄武门之变执掌大权后,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显示出很高的政治才能

登上皇帝宝座后不久,有一次唐初君臣讨论如何教化民众问题。唐太宗开始认为教

化不容易,他说:“现在时值大乱之后,恐怕老百姓不容易被教化。”魏征却说:

“并非如此。经过长期安宁的百姓容易发生骄佚的性情,骄佚的性情一旦生成,反

而难以教化;而经过了大乱后的百姓生活愁苦,愁苦就容易被教化。就好比肚子饿

的人对食物容易满足,干渴的人对饮料容易满足。”唐太宗非常赞同魏征的话。可

是宰相封德彝批评说:“夏商周三代以来,百姓人风气日渐浇讹,所以秦朝依靠法

律,汉朝杂用霸道、王道,那就是因为不能教化百姓的缘故,难道是他们不愿意施

行教化吗!魏征是个书生,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大话,必然要败坏国家政治。

”魏征反驳说:“五帝、三王治理教化的不都是一样的百姓吗?过去黄帝征蚩尤,

颛顼诛九黎,商汤王放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都能够实现太平,当时不也是承接

大乱之后的局面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逐渐变得浇讹,那到了今天,百姓不都

是应该化为鬼魅了,难道还有朝廷治理的必要!”唐太宗于是听从了魏征的建议,

定下教化为主导的政策原则。

 

不过当时的现实问题是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地方盗匪很多。朝廷讨论时,有大臣建

议采用重刑威吓的办法。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老百姓之所以为盗匪,是由于

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所以才顾不上廉耻。朝廷革除奢侈费用,轻徭薄

赋,选用廉吏,使百姓能吃饱饭,自然不会去当盗匪,哪里需要重刑!”按照他的

这个思路,几年后,果然实现社会秩序稳定,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

人旅客在野营也可以安睡。唐太宗依然很清醒,告诫大臣:“君主依靠国家,国家

依靠百姓。苛刻百姓来以奉养君主,就好比是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

亡。所以君主的危害正在于自身不检点。”

慎重立法执法

在唐高祖时期,唐朝已经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公布了它的第一部法典,史称

“武德律”。这部律典仿照了隋文帝公布的“开皇律”的结构,在内容上也大体上

继承了这部以宽大为特色的律典。唐太宗登基后,对于这部律典仍然不满意,命令

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大臣与翰林学士、司法官员一起讨论修订。以进一步施行宽大

为原则。这部律典仍然沿袭原来的结构。进一步减轻刑罚,把“武德律”中要处绞

刑的50条死罪减轻为“断右趾”(砍去罪犯右脚前脚掌)。唐太宗在审批时仍然觉

得过于残酷,说:“肉刑废除很久了,还是要想办法取代。”有一位司法官员建议

将这“断右趾”改为“加役流”,将罪犯流放三千里,在流放地点服三年苦役,比

一般的流刑罪犯加重两年苦役,得到唐太宗批准。以后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唐

太宗又一次正式颁布了“贞观律”。

立法注意宽大简单,在执法上唐太宗也有很多的建树。刚当皇帝不久,唐太宗不脱

武夫旧习,动辄要砍人脑袋。有一次,地方报上来一个“妖言”案件,唐太宗下令

彻底查处。而负责审判事务的大理寺,有个叫张蕴古的大理丞,上奏说:“那个案

件的主犯是河内人李好德,是个有名的疯子,说的都是疯话,已经证实过了。按照

法律这样的疯子不应该判罪的。”另一个专办皇帝交办的“诏狱”的治书侍御史权

万纪倒过来揭发张蕴古,报告说:“这张蕴古的籍贯是相州,而案犯李好德的哥哥

正是相州地方长官刺史,肯定是通同作弊,故意说李好德是疯子。”唐太宗大怒,

立即下令将张蕴古斩首示众。过了两天,唐太宗自己知道错了,下诏说:“今后有

死罪案件上报的,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重复报告三次,三次都批

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

过了几年,他又觉得死刑制度仍然不严密,对宰相大臣说:“我因为人命至重,所

以下令执行死刑要三覆奏,原来的意思就是要对案件深思熟虑后才最终决定。可是

现在有关部门经常一天当中连续来报告三次,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另外古代执行死

刑,君主要撤除乐队、减少膳食,这个现在也没有制度。还有,有关部门总是依据

法律定案,可是各项案件的情节各不相同,有的确实有可怜悯之处,却也没有办法

纠正。”于是指示有关部门慎重立法。最后制定制度:凡是执行死刑,京师地区的

案件,应该在两天内分别向皇帝重复奏报5次;地方上报的案件,应该向皇帝重复

奏报三次。执行死刑的当天,宫廷内不得进酒肉,各机关不奏乐,由门下省派出专

人巡视。上报的死罪案件,如果觉得按照法律虽然应该判处死刑,但是有可以怜悯

、宽大情节的,提出意见,附载于卷宗一起上报。据说由于这项制度,很多人得以

保全生命。

唐太宗执行宽大政策,显示出唐初的统治者具有很强的自信心。贞观六年(632年

)年底,他亲自“录囚”(提审在押犯),将290名死囚罪犯释放回家,约定明年

秋天到京城集合来执行死刑。据说第二年秋天,这些囚犯全部准时报到,于是唐太

宗下令免除他们的死刑。这虽然具有玩弄权术造舆论的因素,不过至少可以说明,

唐太宗有很强的自信心。

唐太宗慎重立法、执法的态度,则是来自于对于隋代政治教训的吸取。有一次他对

宰相和大臣们说:“我最近经常不依照法律来处理案件,而你们认为一些只是小事

的案件,也都不再提出意见。要知道事情都是由小变大的,这就是危亡的起因了。

过去夏朝的忠臣关逢龙因为劝谏夏桀被杀,我一直觉得惋惜。而隋炀帝骄傲暴虐而

灭亡,是你们亲眼所见的。你们要经常为我考虑隋炀帝的灭亡,我经常为你们考虑

关逢龙的遭遇,那样的话就不愁君臣相互保护了。”
  
战俘成长为法官

唐太宗当政后需要把他的有关法律的理念贯彻到司法实践中去,他挑中的执行者就

是戴胄。

戴胄(?—633),原来是隋朝的小官,以“明习律令,尤晓文簿(善于处理公文

)”著称。后来在武牢关战役中被唐军俘虏,李世民很重视这个人才,把他召到自

己的秦王府里当“士曹参军”(负责人事的辅佐官职)。

唐太宗登上皇位后不久,大理少卿(审判机关大理寺的副长官)位置空缺出来,唐

太宗说:“大理,人命所系。戴胄为人清直,正是做这职位的人。”下令将戴胄提

拔为大理少卿。可是戴胄刚当上大理寺少卿没有几天,君臣之间就发生了激烈冲突

当时,唐朝允许前隋朝官员可以到朝廷吏部来参加选官,参照隋朝时的官职品级,

授予官职。可是有很多人伪造履历,提高自己在隋朝时的官职品级,唐朝继承的隋

朝档案也不完整,难以核对。唐太宗很恼火,下诏规定:已经通过伪造履历获得官

职的官员都必须自首,不自首而被揭发出来的,要处死刑。正好有个温州司户参军

(州政府中负责财政事务的官员)柳雄被人揭发是伪造了隋朝任职的品级,唐太宗

特意下诏要柳雄自首,明确说再不自首的,就处死刑。柳雄还嘴硬,仍然坚决不承

认。唐太宗把柳雄交给大理寺去审问,几次审下来,柳雄承认自己确实伪造了履历

大理寺由戴胄去向唐太宗汇报,说是已经查明柳雄罪状,按照法律,应该判处徒刑

。唐太宗大怒,说:“我已经判处好了,只应死刑!”戴胄说:“陛下既然把这个

案件移交给了臣所在的审判机构,罪不至死,就不可以残酷滥刑。”唐太宗说:“

朕已经下诏不自首者死,而今天判一个徒刑,是告示天下朕不守信誉,你难道是想

‘卖狱’吗?”戴胄说:“陛下如果直接命令处死,那也就非臣所及。既然委派给

臣处置,难道可以亏法吗?”唐太宗又说:“你只顾自己守法,而使朕失信,那又

怎么说!?”戴胄回答:“法律,是向百姓宣布的‘大信’;言语,只是一时喜怒

所发。陛下以一时的忿恨要处死柳雄,既而又知道不可不守法律,这就是忍小忿、

存大信。如果陛下是只顾忿恨违背大信,臣为陛下惋惜。”唐太宗被他的话感动,

最终还是接受了戴胄的意见,并且向群臣宣告:“戴胄能够为我这样严守法律,难

道还会有冤死的人吗!”

在以后的一些案件中,戴胄依然时常敢于冒犯唐太宗,坚持法律。每次争论时,他

都仔细分析法律的意义,并且严密推论,越是激烈,越是言若泉涌,唐太宗也对他

更为敬重。

皇帝妻舅的罪行

不久发生这样一件案件,使得戴胄又站到了争论的中心位置。

 

唐太宗妻子长孙皇后,有个哥哥叫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亲信,也是策划唐太宗登

上皇位的功臣。当时担任了吏部尚书。有一次长孙无忌忘记解下佩刀就进入了皇宫

的东上阁,按照法律规定这是个死罪。长孙无忌既是皇亲,又是功臣,按照法律规

定的“八议”制度,这样的案件应该由朝臣集议,再提交处置意见给皇帝批准。

宰相封德黎提议:长孙无忌是过失犯罪,改判徒二年,按照贵族官僚徒刑可以铜赎

罪的规定改罚赎铜二十斤;守卫东上阁的校尉没有及时发现长孙无忌带刀,应该判

绞刑。

戴胄坚决反对,说:“校尉和长孙无忌都是过失犯罪,法律之所以规定即使过失带

刀入阁也要判死刑,是因为臣子之于尊极,不得有过失,因此法律规定在供御汤药

、饮食、舟船之类有误的都要处死。陛下如果认为长孙无忌可以功抵罪,那就不是

司法部门所能决定的事;要是按照法律,那么就不应止是罚铜。”

唐太宗表态说:“法律,不是朕一人的法律,不能因为长孙无忌是我的亲戚就宽免

。”要求大臣继续讨论。

下一轮讨论中,宰相封德黎仍然维持自己原来的意见,唐太宗打算接受这个意见了

。可是戴胄仍然坚持争辩,说:“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犯罪的,算是从犯的话,

按照法律也应该比照首犯减轻一等的。如果认定长孙无忌是过失犯罪可以宽大处理

,那么校尉自然也是过失犯。这一情节的认定生死攸关,我坚持要仔细鉴别。”

唐太宗见戴胄立场毫不动摇,予以表彰,并且接受了戴胄的意见,校尉被免除了死

罪。

朝廷政务多面手

戴胄担任大理寺少卿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以后他担任了尚书右丞、左丞。这是具有

朝廷政务总管机构尚书省秘书长性质的官职,品级不高,责任重大。尤其是戴胄担

任尚书左丞后不久,尚书左仆射萧瑀被免职,另一个仆射封德彝去世,唐太宗对戴

胄说:“尚书省是天下纲维,如果有一件事疏忽,天下必定有受害的。现在将尚书

省长官的责任交给你,应该能够不辜负朕的希望吧!”戴胄为人机敏,熟悉政务,

处断明速。被认为是唐朝开国以来最称职的尚书左丞。

 

唐太宗希望经常能够听到戴胄的意见,又给他谏议大夫的头衔,要他和魏征轮流值

日,随时向皇帝贡献意见。隔了一年,又拜户部尚书。因为宰相杜如晦的推荐,还

兼了吏部尚书。

戴胄能力虽强,但却是从小吏逐渐升上来的,不是世家大族出身,被世家大族讥笑

为不学无术之徒。而他也不买世家大族的账,在吏部铨选官职时,“抑文雅而奖法

吏”,被世家大族操纵的舆论批评不已。唐太宗也没有办法,让他干了半年多,就

免去了吏部尚书的官职。

戴胄仍然作为户部尚书、谏议大夫参预朝政。唐太宗在贞观五年(631年)打算修

复洛阳宫殿,戴胄专门上表劝谏,认为关中、河南一带,府兵团队设置很多,有点

财富的家庭儿子都要服兵役,如果再要征发大规模的劳役来修建宫殿,劳动力就全

部被搜刮干净了,必然引发民间怨恨。而且夏季以来河南、河北都遭遇水灾,很难

保证收成。政府仓库的蓄积也多调用,万一发生灾荒,难以救急。现在洛阳宫殿还

能够遮蔽风雨,过几年修复,也不算很晚。

唐太宗读了戴胄的谏表,虽然没有接受戴胄的意见,仍然推进修复工程,但是却下

令嘉奖戴胄。唐太宗对宰相说:“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是忠直励行,情深体国

,事有机要,无不以闻。应该加给官爵来酬谢他的忠诚。”

贞观七年(633年)戴胄去世。唐太宗听说了,为之“举哀”(发声哭泣),宣布

废朝三日。给戴胄追赠官爵。因为戴胄一生清廉,家里的住房很小,没有办法设置

祭奠场所,还命令为他造庙。房玄龄、魏征等大臣都很欣赏戴胄才能,平时的交往

也很密切,因此在戴胄死后,有时来到与戴胄生前曾一起游玩的场所,就会怀念戴

胄而流涕。

15、武则天与酷吏

千古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624—705,690—705在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按照中国传统政

治观念,“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是当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主要的起兵理由

之一。由此可见武则天要登上皇帝宝座的社会阻力大得难以想像。

武则天出身在一个商人之家,14岁时进入皇宫,算是唐太宗的小女人(才人),若

按后宫的“级别”,她远远排在30位以后。不过她很有个性,传说有一次唐太宗想

要驯服一匹烈马,武则天表示她可以驯服这匹马,不过需要三样东西:一条铁鞭,

一根铁檛,一把匕首。唐太宗问她打算怎么做?她说:“先用铁鞭抽打,不服再用

铁檛击头,再不服就用匕首割喉。”唐太宗大为赞叹。

唐太宗死后,武则天被送到庙里当尼姑。不过她当年在唐太宗宫中的身影已经使比

她小4岁的太子李治难以忘怀。当李治继位(史称唐高宗【628—683】,649—683

在位)后,就把她从庙里接了出来。不久就迎接她第二次入宫,第二天就册封她为

“昭仪”,在后宫是排名第六。6年后,唐高宗决心废黜原来的王皇后,正式将武

则天册封为皇后。

唐高宗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了头昏毛病。当了10年皇帝,使他头疼的事情太多了,

他的毛病也就越来越严重。在当了10年皇帝后就觉得自己精力不济,于是请武则天

一起听取汇报,处理政事。到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立她的儿子李显为皇帝,她自

己作为太后仍临朝听政。不出两月,她又废李显为庐陵王,而另立儿子李旦为帝。

690年,武则天“革唐命”,正式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可是她也

很现实,知道自己武姓的侄子无法维持统治,因此晚年召回被她放逐的儿子李显,

立为太子。到她死的时候,还特意遗嘱取消自己的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算

是恢复自己李唐皇后的身份。

 

从660年到705年,武则天执政长达45年。为了消除对于女人执政的强大阻力,她广

开告密之门,任用一批酷吏,制造大量冤狱,猛烈打击李唐皇族以及功臣贵族这两

大既得利益集团。不过她同时也大力扩充统治基础。李唐政权仍然是世家大族统治

的局面,唐太宗时修《氏族志》,排列293姓、1651家世家序列,以皇族为第一等

。武则天改修《姓氏录》,把世家范围扩大到所有现任五品以上官职的家族,总共

235姓、2287家,武氏列入第一等。另外她加强科举选官,每年录取的进士比唐太

宗时候平均多了一倍多。而且她放手招官升官的同时,也放手贬官杀官。司马光写

《资治通鉴》也承认武则天“明察善断”,天下的英贤都乐于为其所用。

“四时仕宦”与“四其御史”

武则天任用酷吏的一贯做法是,不拘一格的提拔,不择手段的消灭。意图是在能够

打击既有的几大利益集团的同时,尽力防止她提拔的这个打手集团成为新的、足以

威胁到自己权力的利益集团。她要让朝廷以及天下都明白,真正需要害怕的是她,

而不是仅仅害怕直接办案的酷吏。

 

告密罗织“大师”

把告密罗织这种阴谋术总结上升到“经典”的境地,那还真要是心肠极恶、无耻到

家的人才行。武则天时代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就是这样一位。

来俊臣出生在一个赌棍家庭,他父亲从赌场上赢回了睹友的妻子,而这就是来俊臣

的母亲。来俊臣自小为非作歹,劣迹斑斑。青年时有一次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犯

下“奸盗”案件,被抓到官府受讯,他谎称有人谋反,自己是来告密报案的。州刺

史是唐朝宗室东平王李续,严厉追问,一一查实,倒也没有反坐他一个死罪,只是

将他处杖一百。想不到过了几年,李续自己被武则天加上个谋反罪名杀害。来俊臣

听说了,赶紧上书武则天,说自己早就告发过李续,遭李续迫害。武则天信以为真

,传令召见来俊臣。见面之后,武则天觉得来俊臣是个忠诚的臣民,立即委派他为

办理专案的侍御史。

来俊臣也确实具有设计、办理冤假错案的“天才”,凡是武则天交办的各类“制狱

”案件,来俊臣都有办法办得妥帖,尽力株连滥捕,武则天索性将他提拔为左台御

史中丞,主管半个肃政台(原御史台),专门负责办案。武则天还下令由来俊臣组

建一个“推事院”,机关地点在京城丽景门附近,有时这个专案机关直接就叫“丽

景门”或“新开门”。被这个机关抓进去的,“百不全一”,绝大多数都要冤死。

来俊臣手下的酷吏王弘义自己也说,这个“丽景门”就是“例竟门”,一进此门,

照例都“竟”(完结)。

来俊臣比历史上其他的酷吏高明之处,在于他善于为本机关“创造”出源源不断的

案源,从而提升本机关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巩固本机关在朝廷中的地位。为此

他精心布置了几百名职业告密者,把他们散布到全国各地,布置告密时,安排好何

处告谁、告什么罪名、什么罪状,“共为罗织,千里响应”,几个方面的告密汇拢

到一个人或有关的一批人身上。不由人不信确实是“铁案”。以至于朝廷形成惯例

,凡是没有办法结案的疑难案件,大家都请交给来俊臣,肯定能够搞掂。来俊臣甚

至还把他的这套诬陷经验编写成书,由他的党羽朱南山等编造了《告密罗织经》一

卷,把办冤假案件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如何设局、如何告发、如何制造伪

证,写得头头是道,办案可以按章贯彻。

对于“例竟门”的办案方法,来俊臣也有一套刑讯逼供的招术。他“发明”出很多

使受讯人极其痛苦,但在身体外表上又找不到伤痕的酷刑。他最常用的一招是“以

醋灌鼻”;或者是把人关在地牢里,不给吃喝、“寝处粪秽”,来折磨罪人。对于

坚决不认罪的人,来俊臣大多将其关在地牢里折磨至死。有时武则天下达大赦令,

宣布要释放一切在押犯,来俊臣就预先将“例竟门”里被认为是重罪的在押人员全

部处死,然后才宣读赦令。

来俊臣也是一个善于“学习”的酷吏,他很善于从其他酷吏同僚那里吸取经验。原

来第一个开始为武则天办理“制狱”专案的酷吏索元礼就已经把原来的戒具木枷发

展为刑具,创造十号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

,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这些名称足以说明其残忍。有时还在大枷上再安上铁笼头,在地上旋转,受刑

人立刻就闷绝过去。每次审讯,房间里放满了大枷棍棒,把受讯人叫上来参观,一

般人见了无不魂飞魄散,只好认罪。这些都被来俊臣沿用。

另外有一个法官出身的周兴,也是当时著名的酷吏。691年,因为左金吾大将军邱

神勣谋反案的牵连,有人告周兴与邱神勣同谋,武则天下密诏命令来俊臣审讯周兴

。来俊臣把周兴请来吃饭。酒过数巡,话正投机,来俊臣问周兴:“对于那些死不

招认的犯人,用什么样的办法最见效?”周兴得意地说:“这还不容易!用一个大

瓮,四周堆满火炭,用火炭把大瓮烧得通红,然后把那死不肯招认的犯人放进去。

任他是不怕死的人,也没有什么不肯招认的了。”来俊臣听后突然站起来,出示武

则天的敕令,说:“有人告发你与邱神勣谋反,你最好坦白招供,不然就请君入瓮

!”周兴听了只好叩头认罪。后来武则天下令饶周兴一命,将他流放岭南,但周兴

在半路上被仇人杀死。

利令智昏

来俊臣从侍御史起家,专权八年多,“族灭千余家”,一时间弄得朝廷大臣人人自

危,上朝时都要和家人诀别,退朝回来如脱离鬼门关。这种恐怖局面正是武则天所

需要的,来俊臣也就成了她的得意功臣。来俊臣在这个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权势,

贪赃枉法。他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勒索金钱未成,就指使人告发泉献诚谋反,抓起

来在监狱中将泉献诚勒死。

来俊臣的劣迹武则天也不是不知道。694年有同僚告发来俊臣贪赃,武则天批准将

来俊臣贬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及附近地区)参军(辅助官员)。才过了三年,武则

天又想起他的“功劳”,把他召回,先是担任洛阳令,很快转任司仆少卿。武则天

还特意赐予他10个奴婢,以示宠信。

重新得宠的来俊臣继续干他敲诈勒索的老本行,他看上客居长安的西蕃酋长阿史那

斛瑟罗家的一个歌舞婢,索要不成,就布置党羽告发阿史那斛瑟罗谋反。这激起了

在长安的各西蕃酋长的公愤,几十个酋长一起到皇宫门前喊冤,总算没有让来俊臣

得逞。

后来来俊臣利令智昏,居然打算罗织武氏家族一些贵族的谋反罪状,甚至打算陷害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联合起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一齐到武则天面前告发来俊臣的罪恶。这次武则天再也不愿意保他了,终于批准

判来俊臣一个死罪。当了行刑的那天,京城的官民无论老幼都来观看。来俊臣被处

死后,人们争相上前,用小刀割尸体泄愤,不一会就把他的肉碎割了无数块。

16、武则天与徐有功

17、武则天与狄仁杰

      神童起家的能吏
      

狄仁杰(630—700),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精干宰相,更是小说中的神明法官。


狄仁杰是太原人,也是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狄仁杰还在儿童时,就以神童

著称。有一次他们家族里发生人命案件,县里的官吏来盘查,大家都诚惶诚恐的回

答问题,只有狄仁杰依旧端坐着读书。有的官吏责备他事不关己的样子,狄仁杰却

说:“书本之中,圣贤俱在,我与圣贤对话还忙不过来,哪里有空回答俗吏的问题

,这难道要责怪吗!”


狄仁杰年轻时考取了“明经科”,被授予汴州判佐的官职。刚上任不久就被人诬告

。幸好工部尚书阎立本当时为河南道黜陟使,阎立本召见他,与他谈话后,反而赞

叹他道:“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阎立

本大力举荐狄仁杰,狄仁杰得以升任并州都督府法曹,开始从事法官职务。


很可能狄仁杰在法曹职务上充分显示了才干,仪凤年间(大约677年前后)被调到

朝廷担任大理丞。到任后,他受命清理大理寺积存的案件,在一年之中,居然判决

了一万七千人,而且没有一个事后喊冤的。

追寻张释之的事迹


在这一时期,他办理的最著名的案件是武卫大将军权善才误斫昭陵柏树案。


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权善才在墓区砍伐了一棵柏树,被人揭发。案件由狄仁杰处

置,他向唐高宗报告说,按照法律规定,权善才是犯了“盗园陵草木”罪,普通人

应该徒二年半,权善才作为大将军,应该予以免职处分。


唐高宗听了汇报,大不以为然,当场下令处死权善才。狄仁杰赶紧再次上奏,说明

权善才罪不当死。唐高宗板起脸来说:“权善才砍伐昭陵上的树木,是使我不孝,

必须杀之。”左右侍从见皇帝发怒,赶紧要狄仁杰退出,可是狄仁杰却继续上前启

奏:“臣听说逆龙鳞触怒人主,自古就以为是件难事。可是臣愚以为不然,在桀、

纣暴君时这确实是难事,在尧、舜明君时这就不是难事。臣今幸逢尧、舜一样的明

君,就不惧怕像古代忠臣比干那样被杀。过去汉文帝时的‘盗高庙玉环’案件,张

释之廷争,罪止弃市。陛下公布了法律,徒流死罪,都有等差。难道可以没有死罪

就一定要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如何措其手足?如果陛下一定要改这条法律,那

么就请从今日为始。张释之说:‘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

昭陵一棵柏树杀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将把陛下当作什么样的君主?这就是

臣所以不敢奉命杀权善才的缘故,唯恐陷陛下于不道。”


狄仁杰这一通雄辩,说服了唐高宗,权善才因此免于一死。而且唐高宗反过来非常

欣赏狄仁杰的忠诚和能干,几天后就任命狄仁杰为侍御史。

 

忠谏的侍御史


当时的侍御史一职主要是监督百官,振肃朝纲。狄仁杰发现担任司农卿兼管将作、

少府事务的韦弘机,为了逢迎唐高宗,大力营建宫殿,不仅借着扩建恭陵的机会,

增建了4栋便房,还扩建宿羽、高山、上阳等等宫殿,极尽壮丽。狄仁杰猛烈弹劾

韦弘机,唐高宗只好将韦弘机免官处分。


另一个唐高宗的宠臣是左司郎中王本立,他仗着皇帝的恩宠,超越权限,到处插手

,还任意威胁大臣。狄仁杰上奏弹劾,请求将王本立交付司法部门治罪。唐高宗下

旨,宣布要免于对王本立的处分。狄仁杰上奏说:“国家虽然缺乏英才,但并不少

王本立之类的人。陛下为什么要怜惜罪人而亏王法?陛下一定要违法特赦王本立的

话,那就请将臣流放到无人之境,以告诫将来的忠贞之辈。”唐高宗理亏,只得宣

布按法处置王本立。由于这件事,朝廷的风气为之一震。

在朝廷任官时期,狄仁杰一直保持了这种快人快语的作风。在他担任度支郎中时,

唐高宗要去山西的汾阳巡幸,狄仁杰被临时指定为“知顿使”,负责整个巡幸过程

的部署。巡幸的道路要经过当地的一个“妒女祠”,传说这位神灵最讨厌行路人盛

服仪仗,有这样的人过去就会有“风雷之灾”,当地的并州长史李冲玄特意安排了

数万人,打算另外开辟一条道路。狄仁杰听说后,大不以为然,说:“天子之行,

千乘万骑,风伯要来清尘,雨师要来洒道,有什么妒女敢来为害的?”立即下令停

止工程,解散服役民众。唐高宗听说后,感叹道:“狄仁杰真是个大丈夫!”
善于治理的长官


狄仁杰在朝廷任职的时候,武则天已经和唐高宗一起听政,当然非常熟悉这位敢作

敢为的大臣。在武则天执政后,就开始将狄仁杰派到地方任职。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这

是一个各民族杂居地区,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

”,宁州大治。有一年朝廷派了御史郭翰巡察陇右,所到之处都给朝廷上了很多弹

劾地方官吏的表章。可是一进宁州,见到的百姓都赞扬狄刺史。郭翰返回朝廷后大

力举荐狄仁杰。


后来狄仁杰又担任江南巡抚使,他针对当时江南地方民间多“淫祠”(祭祀非国家

法定神灵的场所)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只留下夏禹、太伯、季札、伍

员四种,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


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李冲的父亲豫州

刺史越王李贞也起兵响应。可是这次起兵很快就被镇压,狄仁杰被指派,出任豫州

刺史,去收拾残局。当时豫州一地,参与越王起兵而被株连要处死的罪犯家属有六

、七百人,被籍没入官的多达五千多人。朝廷催促狄仁杰到任后立即行刑,而狄仁

杰深知大多数所谓的罪犯不过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因此他一面尽力拖延,一面

秘密上奏武则天说:“如果臣公开上奏的话,会被人以为是替罪人开脱;可是知而

不言,又恐怕违背了陛下仁慈的心愿。所以几次起草表文都没有定稿。臣以为这些

人的本心并不想造反,伏请陛下哀怜他们的过失。”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

了这批死囚,改死刑为流放。这批被流放的人经过宁州,看见当地人为狄仁杰立的

德政碑,纷纷上前俯伏痛哭。到了流放地,还为狄仁杰立碑。


率领官军在豫州平叛的是宰相张光弼,他的军队勒索无度,狄仁杰都不答应。张光

辅很不高兴,当面责问狄仁杰,说:“你这州官如此轻视元帅?”狄仁杰说:“乱

河南者,只是一个越王李贞。现在死了一个李贞却生了一万个李贞。”张光辅问是

什么意思?狄仁杰说:“您率三十万大军,平定一个乱臣,不能约束士兵,纵其暴

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吗?当初李贞造反,参与者大多

是被胁从,官兵一到,纷纷用绳子降城归顺,可是元帅却为了邀功,把这些归降的

人都杀了算作战功。我恐怕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果我有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能

够加于君颈的话,虽死如归。”张光辅没有办法反驳,心里极其怀恨,一回到朝廷

,就启奏狄仁杰有“不逊”之罪,狄仁杰被降级,仍然为州刺史。


但是,武则天很欣赏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过了三年,任命狄仁杰为地官(户部)

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

。武则天召见时对他说:“你在汝南,甚有善政,你想知道说你坏话的人吗?”狄

仁杰回答说:“陛下以为臣有过错,臣当改之;陛下知道臣无过错,那就是臣之万

幸。臣不想知道谁是说臣坏话的。”  

以智谋逃过一劫


然而过了不多久,这位宰相就成了酷吏来俊臣诬告的对象。来俊臣策划好,派人诬

告狄仁杰等6位大臣谋反,把狄仁杰抓起来严加审讯。狄仁杰见审讯室里摆满的刑

具,知道如果不认罪肯定就要被活活打死,他长叹一声:“大周革命,万物维新,

唐朝旧臣,甘心受戮。”说罢就承认自己确实谋反。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在第一

次审讯时就承认罪状,可以算作自首,可以减一等处罪。谋反虽是个死罪,减一等

就是流三千里,可以不死。好汉不吃眼前亏,狄仁杰就是想钻这个法律空子,先躲

过刑讯这一关,将来再作计较。


来俊臣见狄仁杰已经认罪,不再紧逼。可是主办狄仁杰这桩案件的判官王德寿还有

自己的念头。他提审狄仁杰,做出好言好语的样子,对狄仁杰说:“狄尚书肯定是

可以减去死罪了。不过德寿我还想升两级官职。所以请尚书把杨执柔也牵到本案里

来,好吗?”狄仁杰问:“怎么把他牵进来?”王德寿说:“当年尚书为春官侍郎

的时候,杨执柔不是任员外郎吗?您就说那时拉拢他也参与了谋反,这不就可以吗

?”狄仁杰说:“皇天后土在上,竟然要我狄仁杰做这样的事情!”说罢一头撞到

柱子上,血流满面。王德寿见到狄仁杰以死相拒,只好讪讪的说了声抱歉,赶紧叫

人将狄仁杰带回牢房去。


狄仁杰和同案的几个大臣认罪后,主办的官吏们松了一口气,看管不那么严格了。

狄仁杰买通了狱卒,搞来笔墨,在被子的朝里的一面写上了申诉书。然后再把被子

缝好,向王德寿请求说:“季节转热了,请把被子带到家中去,让家里人拆掉丝棉

。”王德寿没有觉察,就叫来狄仁杰的家人,把被子带回家去。狄仁杰的儿子狄光

远拆开被子,发现老爸的申诉书,赶紧跑到皇宫门口喊冤。武则天亲自召见狄光远

,看了申诉书后,责问来俊臣,狄仁杰那桩案件是不是你使用酷刑逼供的?来俊臣

回答说:“狄仁杰他们在监狱里还都受着优待,衣冠楚楚,起居都很好,那里是受

了冤枉?都是他们自己认罪的。”


武则天还是有点不相信,派出特使去查看。来俊臣赶紧布置,把那6位大臣都拉出

来洗干净,穿上新衣服,站在监狱的一个院子里等待使者。那使者进了监狱就头皮

发麻,心惊胆战,到了那个院子,头往东边看了看,口中就连声说“挺好、挺好”

,转身回去复命了。而那些大臣却是站在西院墙下的。


来俊臣也怕夜长梦多,处心积虑要杀这几个大臣,可这些人都已认了罪,按法律不

得处死,他就指令王德寿,伪造了一封以这些大臣名义写的“谢死表”,说是他们

自感罪恶深重,无颜再活在世上,决心自杀以偿罪恶。


武则天一直很欣赏狄仁杰的才能,并不相信狄仁杰真的会谋反,她见了这封“谢死

表”,决定亲自召见狄仁杰问个明白,狄仁杰这才得以当面为自己洗脱罪名。武则

天问他:“既然你是完全被冤枉的,那为什么要认罪呢?”狄仁杰回答说:“要是

不认罪,我早就死在枷棒之下了。”武则天又问,你们写的“谢死表”又是怎么回

事?狄仁杰说:“我们从来没有写过。”武则天把那件文书拿出来看,狄仁杰说:

“那上面的画押是别人伪造的。”


武则天是打算以这个案子威吓群臣,即使真相大白,仍然不愿为狄仁杰等彻底平反

,因此她下令将狄仁杰依旧作为罪官处理,贬到彭泽县去当县令。不过她也不想杀

狄仁杰,武承嗣多次建议她杀狄仁杰,她的都不同意,推说自己“好生恶杀”,贬

官就足以惩戒狄仁杰了。

再登相位


彭泽(今江西彭泽)就是过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曾为县令的地方,狄仁杰

在这个小县里,也照样勤勤恳恳。赴任当年,彭泽遭遇大旱,狄仁杰上奏请求朝廷

发放赈济,免除租赋,为百姓办了实事。

696年契丹入侵,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这时武则天又需要狄仁杰

来为她挽回局面了,她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

继而又提升狄仁杰为幽州都督。


神功元年(697年)十月,武则天将狄仁杰召回朝廷,官拜鸾台(门下省)侍郎、

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

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据说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武则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

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狄仁杰一恢复相

位,立刻建议收缩边防线,集中兵力,节省费用。


不过这次任相最大的政事却是武则天的家事。武则天晚年,她明白自己的武氏家族

没有她这样的能力来维持皇位,对于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一直很犹豫。被她整怕了的

大臣们也大多不敢提这件事。唯有狄仁杰经常从母子的恩情出发,请求武则天恢复

李显的继承人地位。武则天考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暗中召回被她赶到外地的李

显。有一天,武则天要李显躲在帐后旁听,她自己接见狄仁杰。狄仁杰又建议恢复

李显继承人地位之事,讲到激动处,泪流满面,武则天乘势叫出李显,说:“还卿

储君。”狄仁杰来不及擦去眼泪,赶紧行礼祝贺。并建议举行正式的迎接仪式,来

防止谣言传播和意外事件。武则天醒悟,安排李显到洛阳龙门公开出面,然后正式

为李显举行进京仪式。不久突厥再次大举入侵。武则天重新将自己的儿子李显立为

太子,宣布由太子出任河北抗击突厥的大元帅,用以号召人心,而实际上将指挥权

交给副元帅狄仁杰。


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得到武则天的高度信任,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叫名

字。狄仁杰经常当面廷争,武则天往往“屈意从之”。狄仁杰多次以年老告退,武

则天也不许,告诫朝臣,“非军国大事”,不要去打扰狄仁杰。久视元年(700年

),狄仁杰病故,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

成为传奇的主角


狄仁杰智慧过人,无论在朝廷任职还是在地方当官,都留下卓异政绩,而他在武则

天当政期间三起三落,仍然执掌相印,预先为武则天以后李唐皇室的复辟做好了准

备,这些事迹都为他增添了神秘色彩。


作为李唐皇朝的忠臣,狄仁杰很早就被树立为大臣的榜样。唐中宗复辟后追赠狄仁

杰“司空”官衔,唐睿宗又追封狄仁杰为梁国公。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经有人开始

为他编写《梁公别传》,宣传他的事迹。明朝人李廷机编写儿童启蒙读物《五字鉴

》,也有“若非狄仁杰,唐室绝后裔”的语句。《五字鉴》是和《三字经》、《增

广贤文》并列的蒙学读物,狄仁杰成为民间知晓率最高的古人之一。


到了清代,狄仁杰又成为公案小说的主角。《武则天四大奇案》或者又叫《狄公案

》,将武则天和狄仁杰“激活”并联系在一起。这部小说累经民间说书艺人的加工

和改编,从原来的四大奇案,逐渐敷衍为64回的长篇小说,使得狄仁杰的故事在民

间广为流传。


狄仁杰的故事还流传到全球。荷兰人高罗佩先是将《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

,以后又接连撰写狄仁杰破案故事,汇编为130万字的鸿篇巨制———英文《狄公

案》。英文《狄公案》在西方流行已久,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芬兰语、克

罗地亚语等小语种,并且多次被拍成电影。“Judge Dee”(狄法官)由此成为西方

人熟悉的中国“福尔摩斯”。

18、宋仁宗与包拯

恰逢盛世的皇帝

北宋仁宗赵祯(1010—1063,1022—1063在位),有一段难言的苦衷。他是宋真

宗与一位姓李的宫女所生,应该算是宋真宗的第六个儿子。可是他刚出生,宋真宗

的刘皇后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宫中,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而真正的母亲李姓宫女则

被打入冷宫。他长到13岁时,父亲宋真宗去世,作为皇后之子,他顺理成章的继承

了皇位。不过一切政务都是由他的养母刘太后处理。一直到他23岁那年,刘太后去

世,他才亲自执掌大权,同时也总算搞清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自己不是刘太后的亲

生儿子,亲生母亲宫女李氏已经在上一年去世,当时刘太后在李氏死的那天给她加

上了“宸妃”的头衔。

赵祯是一个仁厚之人,他搞清自己身世后,先是尊奉李氏为皇太后,谥号为“庄懿

皇太后”,而刘太后谥号为“庄献明肃皇太后”,两个母亲并列。毕竟如果不是刘

太后抚养,赵祯也当不了皇帝。隔了几个月又特意下诏:禁止朝臣议论原来刘太后

垂帘听政时期的旧事。以后他一直同样祭祀两位母亲,把一场深宫恩怨化解得无影

无踪。

赵祯对于法律事务有很大的兴趣,亲政后不久他就亲自提审京师在押的囚犯,又要

求司法机关重新审定刑名。恢复向地方各路派出专门负责司法审判以及监察事务的

提点刑狱使。刘太后听政期间,已经编制过一次法典,号为“天圣编敕”,仁宗亲

政后再次编定“编敕”,更新法典的内容。

宋仁宗对于法官人选尤其重视,有一次刑部报告一件人事安排,要提拔一个官员为

刑部的“详覆官”(专门复核案件的官职),宋仁宗记性很好,说:“这人不是曾

经因为‘失入人罪’(因为过失将无罪人判处为有罪、轻罪判处为重罪)而受过处

分的吗?这样的人这么还可以担任法官?”下令将那人调离司法职位,所有的推荐

者都处以“罚金”的处罚。有一年陇州的陇安县发生冤案,5个平民被人诬告为强

盗,一人在县衙门受审时遭拷打而死,另外4人被迫认罪,家属赶到州衙门去喊冤

,被州衙驳回,结果4人全部被处决。后来在其他地方抓获了真正的强盗。陇州的

官员们正在被依法处治的时候,恰好朝廷发布大赦,按照法律这些人都可以不再追

究罪责。宋仁宗气不过,特意下令,将知州孙济贬为雷州参军,连降四级;其余的

有关官员全都除名(不得再次为官)流放岭南。还为此特意下达诏书,要求各级地

方基层法官杜绝此类冤案。

 

这位皇帝生性宽厚,在位期间北宋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是一个在北宋可称盛世的

时代。而他对于司法审判事务的关注,也与一位古代最为著名的法官的事迹相映得

彰。这位法官就是被民间称为包公的包拯。

清官起家的大臣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和传说不同的是,他有

一个很圆满的家庭,在双亲照顾呵护下成长的童年。他自幼接受儒学教育,走科举

之路,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他满29岁那年终于中了进士。朝廷已经任命他为

建昌县知县,可他却以父母年老,家中无人照顾为由,辞不就职。在家一呆10年,

直至父母病逝、3年守孝完毕, 他才在乡亲们的劝勉之下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出任

天长县知县。这一年是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他已是一个39岁的中年人了。

和传说中一样的是,他初任官职就建立起破案如神的名气。天长县里有个农民和邻

居有过节,夜里偷偷的把邻居的耕牛舌头给割了。耕牛主人到县衙报案,这是一件

无头案件,一无被告、二无旁证,按照当时司法惯例,县官完全可以发一个官样文

章的侦查文书,就算是过去了。可包拯处置与众不同,他叫那农民赶紧回去,大白

天就把牛杀了,割下牛肉发卖。耕牛主人依嘱而行,回家就公然把那头耕牛宰了。
按照宋朝法律规定,伤牛及私宰耕牛者都是要判徒刑的重罪,而举报者则有赏。耕

牛主人的那个偷割牛舌的邻居第二天立即就去举报“私宰耕牛”。包拯把那告发者

召进来审问,开口便问:“你为何偷割了人家的牛舌,又跑来告人家私宰耕牛?”

那人被包拯说中心事,目瞪口呆,赶紧下跪认罪求饶。

天长知县任满之后,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知州。端州盛产名贵砚台,每

年要向朝廷进贡。端州前任知州们往往征取数十倍于贡额的端砚,私下里赠送朝中

权贵。而包拯在任期间,规定仅按进贡的数额制造,不准多取。当他任满调离之时

,连一块砚台都未带走。这就为他带来清廉正直的名声,很快受到朝廷的重视,被

召往京城,到朝廷中枢任职,在御史台担任了监察御史。

敢断皇帝的“家务事”

宋仁宗后宫里有众多的妃嫔,可是当了28年皇帝的他,却一直没能够有个健康的儿

子,早先曾有过3个都是早夭而亡。为了保证自己的皇位能够由亲生的子嗣来继承

,宋仁宗难免采“广种薄收”之策,除了妃嫔外还临幸宫女无数。据说他每临幸一

位宫女,就赐予一个龙凤刺绣抱肚,作为凭证。而大臣们认为他这样做是纵欲过度

,会劳神伤体,几次建议他将众多宫女遣放民间,宋仁宗也确实曾遣放宫女回归民

间嫁人,如宝元二年(1039年)就曾一次放宫女270人,嘉祐四年(1059年)曾两

次放出总数450名宫女。

皇祐二年(1050年),开封城里出了个奇案。有个叫冷清的年轻人,自称自己是“

皇子”,自说自话,到处张扬。市民们吃不准他的来头,街谈巷议,风言风语,传

遍全城。当时知开封府事的钱明逸听说了这事,下令将冷清抓来。想不到冷清进了

大堂,并不下跪,反而对着钱明逸大喝一声:“明逸怎可不站起身来!”这钱明逸

一时疑惑,竟然不知不觉真的站了起来,像是迎接来宾的样子。过一会才感觉到自

己的失态,重新坐下,要冷清站立讲话。冷清拿出一副皇子的派头,说自己的母亲

是宫中放出的宫女,当年曾得天子临幸,有龙凤抱肚为证。母亲在出宫后生育了他

,所以自己是当今皇上的独子。钱明逸见这事不好处理,只好先将冷清管押起来,

再上奏仁宗皇帝。

宋仁宗对于这个案子采取的却是模糊处理。他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否和冷清的母亲

发生过关系,鉴于他自己也是宫女所生,万一这个冷清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倒也是

一件幸事。所以他没有明确指示如何处理,只是推给开封府详审决断。钱明逸也没

有办法去查清楚,尤其是吃不准宋仁宗的态度。好在冷清关押了几天后就显露出精

神不太正常的样子,讲话颠三倒四,行为怪异。于是钱明逸判处一个“疯人无状”

扰乱视听,将冷清发配到汝州(今河南临汝)编管。

可是案件到此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进一步发展成了政治风波。开封府的推官韩绎越

级上奏朝廷,说钱明逸这样的处置是让冷清继续造谣惑众。宋仁宗继续采取模糊政

策,将案件交付朝议。朝议时有大臣建议将冷清发配到远离京师的江南编管,减少

影响。但是翰林学士赵槩坚决反对,认为一定要把案件搞清楚,“冷清所言不虚,

就不应发配;如果确实是欺诈,就应该处死”。

宋仁宗只得下令要赵槩和包拯两人重新审理这个案件。包拯亲自审讯冷清,并且广

泛开展调查,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搞清了事实。冷清的母亲王氏确实是宫里放出

的宫女,也确实被宋仁宗赐予过龙凤抱肚。不过出宫后嫁人,先生过了一个女儿,

以后才生了冷清,因此完全可以排除冷清与皇室的任何血缘关系。冷清长大后不务

正业,听说宋仁宗长期未能得子,,就倚仗老妈的那个龙凤抱肚,开始在街巷里自

称皇子。原来他只是在家乡行骗,有一流浪到潭州(今湖南长沙),遇见一个叫高

继安的道士,那道士明知道他实际并不可能是皇子,但却觉得这也是奇货可居,资

助冷清置办行装,和他一起到京师来试运气。当冷清被抓进开封府后,高继安又指

使他装疯卖傻,逃脱罪责。

包拯向宋仁宗报告,请求立即将冷清和高继安斩首示众。宋仁宗犹豫了一段时间,

没有做出决定。包拯再次上奏,陈说利害,尤其是提到此案不立即从重判处,唯恐

天下“奸邪”之徒别起事端。皇祐二年四月,宋仁宗终于批准对这两个政治诈骗犯

执行死刑,一件传得沸沸扬扬的奇案就此了结。

和历史上许多皇帝一样,宋仁宗也常常会按照“枕头风”的风向来决定人事任免。

他在众多的妃子中最宠爱张贵妃,于是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坐着“直升飞机”一路

飙升,担任过几次地方大员,很快升任相当于财政部长的“三司使”,同时还兼几

个有俸禄的官衔,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

朝臣们认为张尧佐毫不称职,任用外戚也有违祖制,要求皇帝撤张尧佐的职。在这

场谏争中,已经升为御史中丞的包拯自然站在谏争的第一线。争论达到高潮时,包

拯曾站在仁宗跟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横飞,溅了皇帝一头一脸。仁宗气得说不

出话来,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让他官升宣徽使、宣徽

使,就不知道现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这场弹劾陷入了一场持久战,张尧佐的官

职也随“战事”沉浮,直到张尧佐生病去世才告终。而包拯在这次弹劾战争中的表

现更引起了宋仁宗的注意。

朋党不与,六亲不认

宋仁宗是一个好皇帝,他并不因为包拯敢于断自己的家务事而生气,更没有给包拯

穿小鞋,他知道包拯是忠臣,包拯的谏争是为了朝廷的利益。

包拯进京为监察御史,是出于大臣王拱臣的推荐。当时王拱臣是反对范仲淹“庆历

新政”的朝臣首领之一。而包拯对于这场“庆历新政”的改革,完全是出于公心的

就事论事。范仲淹改革以整顿吏治为第一目标,在范仲淹主持下,朝廷决定向各地

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很多朝臣反对这一举措,认为是一项“苛政”。

而包拯担心的是范仲淹派出的官员素质参差不齐,而按察使权力过于专断,有可能

因人废事,因此他上一个奏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反对“新政”的朝臣们

以为包拯是自己的同党,也随之大举弹劾。可不久,到庆历五年(1045年)新春,

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正在弹冠相庆之时,包拯又上一篇《请依旧考

试奏荫子弟》,要求维持范仲淹对于引朝廷恩典获得任官资格的官宦子弟进行任职

考试的制度。

显然,在包拯的眼里,朝臣没有派系党争之分,他看到的只有事实与道理。宋仁宗

很欣赏包拯这种不看人情世故的风格,后来给他一个“知谏院”的差遣,专门负责

向皇帝谏争政务。包拯到任后,给宋仁宗的见面礼是一道奏章《七事》,请求皇帝

在用人上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妄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启

用贬逐之臣,几乎与范仲淹“庆历新政”做提倡贯彻的用人原则如出一辙。

当时的宰相是大文豪宋庠,他执政有7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暴政,三没道

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可是包拯却激烈的弹劾宋庠说: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就

是“尸位素餐”。这一弹劾震动了朝臣,很多大臣觉得这包拯简直就是不通人情世

故,说他只会黑着脸批评人,脸上出来没有笑容,甚至传说见包拯一笑比见到黄河

河水变清更难。这大概就是后来民间传说“黑包公”、“包黑子”的来由了。

 

包拯在朝廷上是这样不结朋党,在亲属关系上也是“六亲不认”。在曾经外放到自

己的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为知州。当地的包氏亲友见他衣锦还乡,有些败类难

免得意忘形,自以为有包拯为靠山,做些违法苟且之事不要紧。想不到包公真的不

看乡邻情面,有错必究,有罪必罚,曾经有一次将自己的一个舅公辈的长辈狠狠处

罚。他为了防微杜渐,索性不与任何乡亲、亲族交往,年节应酬,一概不参与。

开封有个包青天

包拯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名声的,是他以龙图阁直学士、兵部右司郎中的官衔“权知

开封府事”(暂时代理管辖开封府事务)的那两年不到的经历。他在嘉祐二年

(1057年)春三月上任,这时他已经59岁了。

开封是一个建立在汴河边的城市,城市的供给主要依靠河道运输,城市用水也依靠

汴河。长久以来,权贵官僚侵占河滩土地,建筑房屋,使得河道逐渐狭窄,既阻碍

交通运输,更妨碍汛期行洪。包拯在治理开封期间,不怕得罪权贵,果断实行河道

整治,把权贵之家霸占河道的违章建筑全部拆除,保障了城市汛期安全。

古代民间起诉是到官府的办事部门递交诉状,宋代开封府衙门有专门的“门牌司”

,诉讼当事人都要到这个门牌司递状。把持这个门牌司的是衙门的办事职员“书吏

”,这些职员在宋代已经很难像秦汉时期那样升迁到官员的地位,只能长期在衙门

服役,把衙门事务当作了自己的生财之道,遇事首先是考虑自己是否能够在其中搞

到外快。把持开封府门牌司的书吏名声最坏,经常刁难勒索诉讼当事人。包拯早有

耳闻,因此到了开封府衙后,立即施行改革,规定打开衙门的大门,所有的诉讼当

事人都能够到大堂前,直接向他起诉,防止书吏作弊。这个措施大受当事人欢迎,

还没有等到实际裁判案件,已经是感受到“青天”的作风,顿时民心大悦,纷纷传

言:“开封有个包青天!”。

包拯在诉讼案件审判过程中,不受任何方面的“请托”、“关照”,严格依法审理

。为政刚严,执法如山,京师作恶多端的贵戚官宦们为之敛手。于是京师百姓中流

传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满开封府城乡妇女老幼皆知其名,因为他曾

加职“天章阁待制”,人呼曰“包待制”。“阎罗包老”原来是形容他的清廉持正

,但过来民间传说里逐渐演变为形容包拯是白天断阳间案件、夜间断阴间案件的神

话人物。

不过包拯究竟在开封办过哪些著名的案例,破过哪些疑案奇案,现在从正史当中找

不到什么具体的记载。只有和包拯同时代人吴奎在他为包拯写的墓志铭里写了一件

包拯的破案故事。有一次出了这么个案子:两个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个带了几两

金子,怕自己喝醉酒遗落金子,在喝酒前先把金子交给对方替自己保管。可等他过

完了一醉方休的酒瘾,第二天去朋友家讨回金子时,却遭酒友否认。那人无奈,来

到开封府告状。包拯听了双方的陈述,暗中派人去被告家,对被告的妻子说:“你

丈夫已经承认昨天代朋友保管过金子,现在叫你交出来。”被告妻子信以为真,交

出了金子。包拯把派去的人带回来的金子当堂出示,被告只得认罪。

而在北宋人沈括的笔记《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个包拯误中狡猾书吏奸计的故事

。有个犯罪的富户,按照法律要被判处脊杖(专门责打罪人背脊、要打出血印俗称

“背花”)十七下的刑罚。富户找到衙门的一个书吏,苦苦哀求,希望能够减轻处

罚。那书吏勒索了富户一大笔钱财后才说:“包公判案,没有办法求情,只好我也

陪你挨一顿打吧。”书吏嘱咐富户第二天开庭时,到了堂上只顾大声哭喊求饶就行

。第二天富户依计而行,在堂上哭闹不停,那书吏正坐在包公案下记录供词,突然

装出一副气恼的样子,大吼一声:“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这么没出息,最多只是挨

十七下脊杖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包公闻声大怒,立即要衙役将这书吏拖下去

责打臀杖(只责打臀部的刑罚)十七下。回过头来处治这个富户,如果真的照旧判

罚脊杖十七下,恰被那书吏说中,有损长官的面子。于是包拯改为从轻判处,也是

臀杖十七下。想不到这却恰好被书吏猜中,实现为富户减轻处罚的目的。沈括以这

个故事说明“任凭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

 

成为永久的传奇

包拯只管了两年不到的开封,很快又被宋仁宗先后委派为主管朝廷财政的“三司使

”和主管军政的“副枢密使”。到了64岁的时候,包拯一病不起,宋仁宗亲自到包

拯家里探视病情,君臣俩见了最后一面,宋仁宗自己也在下一年去世。包拯留下《

家训》里告诫子孙:后世子孙为官,有贪赃罢归者,家族不得接纳,死不得葬于族

墓。“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的名声在他死后不断的膨胀,尤其是他的名字在民间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

他短短的两年不到的知开封府的经历,被开封百姓永久纪念。据说记载历任开封府

官员的石碑上,只有包拯的姓名下因为人们用手指指点而出现了一个凹坑。这或许

是因为历任开封的主政官员无法摆脱盘根错节的官场人际关系,尤其不敢得罪皇亲

国戚,大多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只有包拯铁面无私,励精图治,一改开封府疲塌

无能的面貌,使得市民对他敬佩有加。而且仁宗时期算得上是北宋的黄金时期,在

这以后,宋朝的政治就开始走下坡路,在经过北宋末年的战乱后,开封长期处在少

数族政权统治之下,其吏治的水平总体而言要低于北宋时期,开封市民长期盼望有

一个包拯式的好官,种种传说夹杂着市民们的希望,由传闻而演化为故事,由故事

演化为唱词、戏曲。开封和汉唐时代的长安不同,是一个从商业大都市发展而来的

京城,本身有着沸腾的市民生活,是中原地区戏曲文化的中心地,包拯的故事戏曲

由此向外扩张,在民间经久不衰。

 

    老百姓们最注重的是包拯超人的智慧,解决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问题的能力,

如果在现实中不可能解决,自然就要由包拯的神力来解决。因此和士大夫不同,民

间的故事戏曲全然突出包拯的神明。原来的“阎罗包老”是不可收买、公正廉明的

比喻,而在百姓看来,包拯本人就是阎罗,白天管人,晚上审鬼。包拯就此成为一

个通阴阳两界的大侦探。比如由元代杂剧中的包公戏,如《遭盆吊没兴小孙屠》、

《林招得三负心》、《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龙图智

勘后庭花》、《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断叮叮当当

盆儿鬼》、《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神奴儿大闹开封

府》等等,全都是歌颂这位大法官兼大侦探的。其中的《遭盆吊没兴小孙屠》、《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龙图智勘后庭花》、《包待制断叮叮当当盆儿鬼》、《

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等都是讲包公的神鬼之力的。明清的传奇戏曲延续这些剧目的

同时,又有《高文举珍珠记》、《鲤鱼精鱼篮记》、《瑞霓罗》、《双蝴蝶》等创

作,基本和宋元的杂剧性质相同。明代小说如《警世通言》“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初刻拍案惊奇》“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包拯的形象也依然以法官兼侦探的

形象出现。

    包拯的神鬼形象在明清间深入人心,连带凡他曾经做过官的地方也成了神鬼之

地。包拯曾知端州,明清时为肇庆府。历史上的记载包拯在端州的政绩主要是清廉

,说古端州以出产砚石出名,号为端砚,包拯任满时一块也不带走。可明清时的肇

庆府衙内号为包公留下的神迹甚多:大堂之后有一口盖着铁板的深井,据说是包公

审判阴间后把鬼都关在这口井里,俗语称“包收卢放马成湖”,如果有姓卢或姓马

的来此做官,鬼怪就都会出来害人。或是说包公把水怪关在里面,如果姓卢或姓马

的来此作官就会闹水灾。有一此上级要派一个姓陆的来此作官,阖府士绅大骇,联

名上书请求将姓陆的调离。衙门里还有一个四面用砖石封死的“乌台”,据说这是

包公当年审鬼的地方。凡新任肇庆知府对这些神迹都要礼拜,否则会有祸殃(这些

传说可见《留仙外史》、《子不语》等清人笔记)。

    也就在明清的时候,神鬼化的包拯也有另一副面貌。在《三侠五义》、《狸猫

换太子》之类的小说、戏曲中,包拯又被“圣化”,强调他是一位大智大勇的忠臣

,和叛王、奸臣英勇斗争,拯救朝廷于危难之中。这或许是因为参与小说戏曲创作

的士大夫,为了在小说戏曲中实现自己无法在官场上实现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特意强调包公的忠臣形象。当然,同时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传统

的体现。

    到了近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主张法治的思想又大为流传,包公的公正廉

明、执法不避权贵的形象愈加高大,又俨然为一个司法神的模样。如《秦香莲》故

事里的包公就摆脱了神鬼之气,也不是一个盲目的忠臣,而成为一个和皇族权贵坚

决斗争的坚定不移的执法官。台词中还出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法

律成为包公唯一的权威的来源和力量。1949年以后,包公的形象进一步演化,戏曲

剧目中有关神鬼化的包公形象,如《乌盆记》、《探阴山》、《双钉记》、《生死

板》等或被禁演,或加改编,冲淡神鬼气。而公正执法的形象则愈加发扬光大,《

秦香莲》的故事一再衍绎为各种戏曲、小说,歌颂大义灭亲的《包公赔情》、《赤

桑镇》等剧目一再被改编提高。于是严守神圣法律的包公形象也就日益“圣化”,

直到今天依然在民间有广泛的号召力。

19、宋神宗与王安礼

励精图治的皇帝

 

20、金章宗和王翛然
皇孙接班

21、元世祖与何荣祖
      大有为的皇帝

22、明成祖与郑赐

发难自称“靖难”

 

末世沈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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